空调维修口在左边还是右边，小居科普：可别小看了中央空调检修口，安装讲究着呢，否则吃大亏

一、空调维修口在左边还是右边,小居科普：可别小看了中央空调检修口，安装讲究着呢，否则吃大亏

相对于传统空调而言，中央空调在舒适、健康、智能化控制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高品质的享受。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中央空调难免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就要维修，这时候检修口就起到作用了。

在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都会预留检修口，就是为了方便后期维护，因此这个预留的中央空调检修口是非常重要的。检修口一般设计在室内机旁边，有时候也会设计在风管机接管侧的下方位置，之所以这样设计，就是为了在维修空调时，不用拆除吊顶，减少维修成本。

中央空调检修口的安装还需要注意很多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日后维修检测的实用性，因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选材。优质的材料组合是保证检修口质量的关键。

第二，考虑检修口位置，检修口的实用性虽强，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其美观性，因此密封设计非常重要。

第三，施工过程中的沟通，主要涉及到了装修方以及空调施工单位，二者必须针对安装问题进行交流，这样留口和安装密封工作才能够契合起来。

第四，检修口的装修环境，考虑到其日后的使用，在进行空间布局时，大家不要在该位置摆设大型的家具，否则会影响检修。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空调检修口、送风口、回风口、新风口、排风口

中央空调有检修口、送风口、回风口、新风口、排风口，我们有些从事同行分不清楚其中的区别与作用，今天来简单说说，希望对你有帮助。

1、中央空调检修口

检修口：中央空调留检修口就是为了方便空调后期运行维护，中央空调内机是整个安装在吊顶内，而主要零件都是集中在内机电器盒内。没有不做检修口，如果空调内机出现问题需要维修，就得将吊顶拆掉，维修麻烦，对房屋破坏大。而留有检修口，若空调出现问题，可通过检修口查看电器盒，并可用手调节机器元件。

2、中央空调风口

• 出风口：一般为方形散流器，呈方行多层可拆卸，一般用防火帆布连接，无过滤网；出风口有喷口，散流器方形的或圆形的，有双层百叶，或条缝型风口，出风口一般有调节风量大小或角度的叶片，回风口一般不要求那么多。

• 回风口：多呈长方形，有称单（双）层百叶风口，并带有过滤网，回风口一般都是单层百叶，条缝型风口，简单的回风口有可能只是一层钢丝网。

• 送风口：可以根据送风温度及送风口开尚的角度觉得室内的气流组织，而回风口一般对室内气流组织影响不大。

3、中央空调风口的区分

• 出风口：是空调系统中送风用的，一般它的后面不会带过滤网，表面会很干净，送冷风时可能还会有冷凝水积聚在上面；

• 回风口：通常也是指空调的回风口，一般来说它的后面都会带着过滤网，风口表面还会有黑色的灰尘积在角落里，很容易区分。

• 新风口：是用风机把外面的自然风直接送到所需区域，一般也很带着过滤网。

• 出风口：一般为方形散流器，呈方行多层可拆卸，一般用防火帆布连接；送冷风时时水珠挂在上面！有回风口多呈长方形，有称单（双）层百叶风口，并带有过滤网；主要作用在于把污浊的空气吸回去。新风口则较小，每个房间贴墙安装或是于送风口呈直线的必是新风口无疑！

• 排风口：一般为格栅式，安装在外墙上，主要作用是把室内的污浊空气排到室外，多采用轴流风机因为机器口呈圆形为便于施工一般采用铁皮风管进行连接！室内的安装位置大多在距机房不远的某个角落！

4、关于中央空调检修口的注意事项

中央空调检修口尺寸一般为400mm*400mm，检修口建议采用ABS材料，因为传统的铝合金需要焊接，而石膏材料过硬易碎且笨重不便于安装，ABS材料柔韧性好，寿命长，不变形，可拆洗，十分适合用作检修口材料。

通常情况下检修口是需要做隐形密封的，若回风口也作检修口时就无需密封。检修口下方最好不要放高大的阻碍维修的物件，比如：衣柜、书架等。

三、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简史

广东省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简史

（转载自《五华县古氏族谱·华阳镇莲高村卷》）

古焕坤总编 古小彬主编 古锦忠执行主编

一、基本概况

莲高村隶属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位于华阳镇东边3公里的位置。莲高村的东北方向与大拔村接壤,范围较大，西北方向与小拔村黄沙塘相邻，范围较小，西南方向与华新村接壤，范围较大，东南方向与陂坑接壤，范围较小。距五华县城50公里，紫金县城40公里。

按政府国土部门资料，全村总面积约600公顷（9000亩），耕地面积85.74公顷（1286亩），林地431.64公顷（6475亩），村建地45.39公顷（6475亩）。东西平均宽约1.5公里，南北平均长约4公里。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卫星地图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位置图

莲高村属丘陵地形，群山环抱，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势西高东低，相对平坦，中部地带的村中心范围较低洼，住屋多建在此。南北面全是山，北面山较高，最高山峰为古塘嶂、海拔约680米，植被茂盛，重峦叠翠，氧气充足、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发源于紫金县中坝镇的“北琴江”河， 从村西穿村而过，上游河北岸是华新村新田、南岸是华新村伯公坑，下游在村东边大拔担水塘口，河将村一分为二，成为两个自然村，南为莲塘埔，北为高布。其中：莲塘埔约占总面积的70%，高布约占30%。一河两岸，两桥相连，山水相映，风光旖旎，宜居宜游，鱼在水中游、人在岸边走，如诗如画、心旷神怡。是五华县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莲高村地名丰富，特别有意义且具想象力。尤其是莲塘埔，从华新沿北琴江河由西向东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马头山”，马头山下靠河塅为“旱塘下”，北琴江流入村后，经“旱塘下”转弯到“方口”，再往下为“河底里”；从村头马头山沿村主道往村中心走,面对看到的山叫“屋背岗”（以前称眉山），半山排有几座房屋的地方叫“荷树排”，走到丁字路口，往南方向转右走就是“油钵塘”、“上礤里”； 沿村主道继续往前，往南就进入莲塘埔中心范围，此前有七小一大共八口相联的水塘，现在只剩下村中心一口大塘了。村中心靠西北方向的小山岗叫“高岗顶”，山下靠河塅叫“横岭背”，村心大塘西边小土墩叫“高丘里”，大塘东面上23世张太婆坟墓处叫“地墩上”；现在的学校处叫“下楼岗”，学校前面的水田叫“下塅”， 左侧斜对面为“坝角里”，右侧斜对面为“猪庇山”；往东南走有“木头塘”、“茶里园”；再往下走右边有“罗里塘”、“钓鞭窝”、“山蕉窝”、“寨脚下”、“桐里窝”、“高寨里”、“岭背”；岭背又分为彭眉塘、上岭、下岭；从“罗里塘”沿村主道走就是“莲塘埔”牌坊式村门，村门旁处有个特有趣的地名叫“山虾透水”，再往前北面，以前叫“车田岗”，改河以后就没有了； 沿村主道向东北方向走，左边为“学堂门里”右边靠山脚处有七八座屋子处叫“茶排下”；与大拔村交界处的塅叫“塅嘴上”，东边那座山叫“东边月”；往南边走就是“裤裆塘”，再往东南一点叫“冬瓜窝”、“石头窝”，与大拔黄楼里交界；从北琴江河往东走到“莲高大桥”就是“茶亭下”，再往北是“交椅框”；沿355国道（原为120省道，下同）由东向西走与下高布交界处是“下坑口”，南边一大片水田叫“城背塅”，下坑进去上坡往里走就是“老鸦斗”、“灶头背”、“纪竹窝”、“黄泥塘”，莲高村的自来水厂就建在灶头背的“仙人脚迹”处。以上这些都是莲塘埔比较典型的地名。莲塘埔中心范围以前有大大小小的水塘八个，分布各大老屋前，中间有一个约五亩的大水塘，集周边雨水、污水后排往北琴江河，称为“七星伴月”。从高空往下看，整村地貌犹如莲花状，据传莲塘埔的村名也与此相关。相对而言高布就简单一些，三个自然小村沿北琴江河由西向东分布，分别是岭背、上高布、下高布，当然高布也有一些小地名，例如高布坑等。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特别有意思的地名，更让每一个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莲高人记忆犹深，乡情难忘。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莲塘埔村心大塘

莲高村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至今，历史悠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1953年至1954为互助组，1955年为初级社，1956年至1958年6月为高级社。1958年7月至1983年12月为华阳公社莲高大队，下设十个生产队（马山、油排、莲南、莲新、莲塘、莲东、莲梅、岭背、高上、高下）。1984年初政体改变，人民公社撤销改为华阳区公所，莲高大队改为莲高管理区，1987年初又撤区公所设华阳镇人民政府，莲高管理区改为村民委员会（行政村），管辖18个村民小组，原莲南队分长裕、连和组；原优排队分召新、上店组；原马山队分方口、方飞组；原莲新队分长安、长和组；原莲塘队分莲塘、苏区组；原莲东队分长中、连心组；原莲梅队分连中、连西组；以上属于莲塘埔自然村范围。高布自然村范围：原高下队分高下一组、高下二组、高上组、岭背组。

莲高村人口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村人口只有六至七百人，其中莲塘埔五、六百人，高布约一百人。2021年10月再统计，总人口已增加至4171人（不含外嫁女），其中莲塘埔3232人，高布939人；户籍在外人口全村915人，其中莲塘埔795人，高布120人；全村外嫁女918人，其中莲塘埔724人，高布194人；户籍在村人口3256人，其中：莲塘埔2437人，高布819人，共460多户。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最高山 古塘嶂

二、渊源由来

莲高村人自古至今全姓古。考我古氏，炎黄子孙，黄帝后裔。中华民族从黄帝起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史记载：从夏到了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也是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古姓人的祖先周太王“古公亶父”（姓姬）在陕西岐山立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创立者，生三子，长泰伯、次仲雍、三季历。因季历之子姬昌（后来的周文王）出生带“圣瑞”，公意欲传位于他但又不合传长不传幼的继承方式，因此长子泰伯与次子仲雍自动让贤，潜奔江南建立吴国，仲雍次子旻为了纪念其与周文王共同的爷爷，遂以古为姓，称古旻，是古姓的开姓之祖。其祖父古公亶父与其父仲雍则是古姓人的鼻祖、远祖，距今约有三千一百多年。

又经过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到了唐朝，古氏云应公从山西临汾到江西南昌为官，任洪州通判（从四品），为南迁始祖（一世祖）在江西开基。二世浩公、三世均公、四世礼公、五世蕃公任南汉窦州（今信宜市）都监，为古氏最早入粤为官者。蕃公生六子：长全交、次全规、三全则、四全望、五全让、六全赏。其中四子全望为广东古氏开基祖，其夫妻坟墓在广州黄埔九龙镇，是古氏现存可考最早的祖坟，其中全望公墓被增城县（市、区）、萝岗区、黄埔区人民政府先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七世祖延绶公，为梅州古氏开基祖。八世祖成之公，为宋朝岭南第一进士，被誉为“岭南首第”、“岭南文学倡立者”，一千多年后的2015年还入选“广东省十大家风典范代表人物”，其墓1984年被新丰县人民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九世祖宗悦公，任殿中丞，勋骑都尉（从五品）为当时梅州人在朝任职最高者。生四子，长凤仪，次凤仁，三凤信，四凤俊。其中长子凤仪公任潮州典郡，诰授朝议大夫。配杨氏，生三子，长革，次堇，三巩，兄弟三人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同科登进士，后分任潮州、象州、宾州刺史，哲宗皇帝赞：“一门三贵、旷世盛闻”，并诰封其母为夫人，母凭子贵，其墓在揭西县上砂镇龙门村邱山虾子塘，于2021年被揭西县人民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十一世巩公，为五华古氏开基祖，生政公十二世，政公生三子，长琢明，次琢贯，三琢宦。十三世琢宦公生二子，长文聪，次文亮。（以上来源《中华古氏总族谱》）

莲高村人都是古氏新安堂上14世祖文聪公的后裔，文聪公生五子，长彦辉，明朝左都御史（二品），次扬辉，三应辉，四光辉，五秀辉。其中：莲塘埔自然村有630多年历史，开基祖是应辉公。现在的三千二百多村民都是15世应辉公从明朝洪武年间（1385年）繁衍的裔孙，为纪念应辉公，在莲塘埔村中心，至今保留明朝末年兴建的“应公祠”。高布的九百四十村民则是15世扬辉公的后裔。古氏辈分有据可考的记载，是从唐朝云应公（生于山西省临汾市）南迁至江西省南昌市（任洪州通判）作为始祖（一世）往后排起的，至2021年10月，莲高村健在者，辈分最长的为31世，最低的为38世。

15世三房应辉公生三子：长尚珠，次尚璇，三尚玑，长、次子后代《族谱》无记载。

16世尚玑公生五子：长缙，次廉，三絑，四翰，五绶，次、五子后代《族谱》无记载。

17世絑公居车田寨，后裔较早迁移外地开基，裔孙大部分在外地，在紫金县上义、蓝塘，惠州、广州增城、海丰等地居住，2021年统计（下同）健在的絑公裔孙共有2544人，莲高户籍现在只有29人在茶排下、茶亭下居住。

17世翰公迁回华新村官洞里繁衍后代，共612人，华新村户籍裔孙528人，户籍在外84人。

17世缙公生四子，长孟昭（后无记载），次孟晅（其后记载至27世金巷公），三孟晄，四孟日堇。

18世孟日堇公开居竹头围里（即长裕楼），后裔多在莲塘埔外，在中山约有8000人，在华阳红洞村吉蓬红洞户籍有752人，其他地方户籍的73人，莲高户籍现在只有223人，总计8825人。

18世孟晄公生19世公宪公，公生三子：长周雅，次周颂，三周岳。长、三子后无记载。

20世周颂公生21世法球公，法球公生四子，长时龙、次时凤、三时蛟、四时锦。二、三、四子后无记载。

22世时龙（即参玄）公生三子，长孟元，次仲元，三正元。次、三子后无记载。

23世孟元（即首标）公，他在华新村修建了供奉10世祖的凤仪公祠、在莲塘埔村心修建了供奉15世祖的应公祠、供奉17世祖的缙公祠，他是当时远近闻名的风水地理大师。现户籍仍在莲高的莲塘埔村民90%是缙公后裔，位于莲塘埔村心的缙公祠（莲高村文体中心）就是纪念缙公的。首标公生三子：长联升字第心，次联光字殿心，三联隽字展心。

24世长房第心公开居北阁楼，其裔孙健在共有398人，其中莲高籍315人，户籍在外83人；第心公裔孙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外地开居，四川最多，广西、中山、惠东等地都有，但久不联系，详情未知。

24世二房殿心公开居上店，其裔孙2021年统计健在共有601人，其中莲高籍496人，户籍在外105人。其裔孙少部分在外地开居，四川、广西等地，但久不联系，详情未知。

24世三房展心公开居村中心大塘附近，其裔孙健在的共有1885人，其中莲高籍1374人，户籍在外511人。24世展心生下六子，长孚生，次孚宪，三孚上，四孚相，五孚公，六孚侯。

25世长房孚生公裔孙多居禾仓下、高寨里、茶排下与光裕楼。孚生公裔孙有相当部分移居广西、台湾等地，但大多失联。在村里健在共有433人，其中莲高籍278人，户籍在外155人。在高寨里原来建有孚生公祠，后年久失修倒塌，2019年10月由34世能晖牵头重建。

25世三房孚上公裔孙部分迁居华阳红洞墩背现健在约40人，其余居“乐耕所”。孚上公裔孙现在村里健在的共有89人，其中莲高籍64人，户籍在外25人。

25世六房孚侯公裔孙居莲塘埔最多，孚侯公裔孙现在村里健在的共有1363人，其中莲高籍1032人，户籍在外331人；且多在村中心范围居住。

25世二房孚宪公生四子：长隆德，次隆化，三隆英，四隆魁，再往后现有族谱无记载。

25世四房孚相公生三子：长清甫，次兰甫，三苍甫，再往后现有族谱无记载。

25世五房孚公公生四子：长春发，次春一，三春二，四春三，以后现有族谱均无记载。莲塘埔村民从15世应辉公开基以来的繁衍大致如此。

高布自然村九百多村民是15世二房扬辉公的后裔，除高布外华新、小拔、梅林镇优河等地都有扬辉公的裔孙。扬辉公后裔24世昌庆公生六子：长祖发，次祖旦，三祖铎，四祖封，五祖奭，六祖弼。

25世祖发公清朝康熙年间（1689-1738年）从新田迁至高布（以前叫东埔）开基，高布片现在高上和高下的村民都是祖发公裔孙。原来建有发公祠供奉祭祀，后年久失修残破。2020年由33世秋来牵头并主要捐款，重建了发公祠。

25世祖弼公也随后跟其兄由新田迁至高布河口崆（又称岭背）开基，现在岭背居住的人都是祖弼公的后代。

2021年统计高布扬辉公裔孙现在村里健在的共有939人，其中莲高籍819人，户籍在外120人，86%为祖发公裔孙，14%为祖弼公裔孙。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莲塘埔村中心鸟瞰图

三、特点特色

（一）、基础设施完善

1、道路

高布自然村由于355国道以前沿北琴江河边走经过高布村，只有岭背至国道约500米为小土路（2020年已扩大并铺上水泥路面），所以高布村民外出相对比较方便。但是莲塘埔与高布两个自然村村民的来往和莲塘埔村民的出行，由于北琴江相隔，就变得极为不便。两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座40cm左右宽的木凳桥相连。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了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石板桥代替木桥，由于村道窄小仍然不能通汽车。从村中心出发，无论从村头往华阳赶集，还是村尾往河对面耕种，都要走路半个小时左右。特别是遇到下雨天，道路泥泞，路更难行。

1991年在时任深圳市宝安县公路局局长焕坤乡贤与政府多个相关部门的反复协调，不断反映下，方得到了梅州市公路局、五华县公路局和地方道路站的支持，自己带头并发动村民捐款，扩宽了从村中心至村头村尾的道路，虽说还是泥土路，但勉强可以通小汽车，从此结束了莲塘埔村不通汽车的历史。

1997年，还是在时任深圳市宝安区公路局局长焕坤乡贤通过省市公路局支持，筹资并自己捐款下，由妙祥负责管理施工，分两期铺村道水泥路面：先从与华新村伯公坑交界处的村头马头山开始，经莲塘埔村中心过石桥至村尾茶亭下接通355国道；后再从伯公坑向西通过华新石桥接通至355国道。该路是当时五华县少有、华阳镇第一条水泥路面村道。全长3.5公里，宽3米，费用共60余万元。1998年春节农历初二，莲塘埔人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天喜地、不约而至，齐聚新建的村门牌坊处，参加由镇政府主办的通车典礼。

2014年在时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公司总经理水灵乡贤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反映协调下，政府拨款100万元，加上锦华等乡亲捐款筹集扩路资金，由村书记策群负责组织实施、主任燕辉管理施工，对原有村头至村尾的主道路进行扩宽至可双向通车，同时将连心桥至高布铺设双车道水泥路与355国道连通，从此因村道窄让车难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后来又在焕坤乡贤和时任五华县公安局副局长新华乡贤多次反映，反复协调下，政府加大了对莲高村道路建设的投入，水泥路面村道多次得到延伸。高布岭背至355国道、罗里塘至山蕉窝、荷树排至油钵塘、乐耕所至木头塘接油钵塘、学校门口至横岭背、下坑口至下坑岗的村支路都铺设水泥路。村民还各自筹集资金完善村道至自己家门前的路，如：锦煌出资村主道入马头山的路；宁炽牵头加宽从荷树排至油钵塘的路；建纯牵头古井边经北阁楼至下楼岗的路；孚生公裔孙出资修山蕉窝至高寨里的路；焕坤、秋来、伟华出资下坑半岗至灶头背半崀的山路等等，现在莲高村道水泥路面总长已经超过10公里，莲高村民特别莲塘埔人六百多年来路难行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 莲塘埔村门及水泥路通车剪彩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 莲塘埔村门及水泥路通车剪彩

2、桥梁

北琴江穿村而过，地理上决定了莲高村一分为二，莲塘埔人有相当数量的耕地山岭在河对岸的东北边，生产生活都会因北琴江相隔造成诸多不便，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两岸来往，一直以来都是木凳桥，非常狭窄，别说过车，连人走过都摇摇晃晃，过桥人提心吊胆，大雨洪水来时，常有人落水甚至溺亡，洪水超桥的警界线时，木桥板要收起，两岸交通中断。若能“一桥飞架南北、村道变通途”是全村几十代人的梦想。1999年，莲高村民终于盼来了梦想成真的时候，在焕坤乡贤的牵头组织指挥下，在秋来、勤成和光裕楼家族各捐款15万元的带动和典科、锦煌、水灵等乡

贤的热烈响应下，莲高村第一座大桥终于开工建设。外出乡贤、村外热心人士和在家村民均积极捐款，总筹集资金94.4万元用于建桥（桥结算造价85.4万，剩余9万元用于村公益其他项目），大桥由锦忠乡贤负责测量、钻探、设计并与奎光一起管理施工，培枢负责管理资金，竞佳书记负责协调。桥的位置在茶亭下公路拐弯处，按国家公路桥的技术标准设计，规模为：机动车道双车道7米宽，两侧人行道1.5米宽，桥总宽10米，长近百米。莲高大桥于1999年年底竣工。在桥头北355国道旁，由当年已80多岁的彭正妹老人出资3万多元建了一个“慈恩亭”，一是纪念其夫古慈恩、二供路人休息挡雨、三因 “茶亭下”地名。难逢难遇的千禧之年，新世纪之初的2000年春节正月初二日，大桥竣工通车典礼举行时，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套班子及镇委、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亲临剪彩，莲高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喜庆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村一片喜气洋洋，人人都是兴高采烈。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大桥竣工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套班子及镇委、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亲临剪彩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莲高大桥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莲高大桥

由于学校合并，高布片的学生到莲高小学上学，及莲塘埔与高布村民的来往，都需由莲高大桥通过，要多走一里多路，为了方便高布学生上学与村民出行，2007年，由深圳市龙达实业公司董事长秋来乡贤牵头组织，就芳楼捐款41.8万元（其中秋来捐款25.57万元）、光裕楼家族捐款10.2万元的带头下，外出乡贤、村外热心人士与在家村民都热烈响应踊跃捐款，加上新华乡贤协调政府部门拨款13万元，共筹集建桥资金120万元（收支一致）。莲高村第二座大桥“连心大桥”开工建设，为寓意两岸村民心连心。大桥由锦忠乡贤负责测量、钻探、设计并与永荫、新来一起管理施工，立成书记负责协调。桥的位置在莲高小学操场北侧，技术标准比国家公路桥有所提高，为机动车道双车道6米宽，两侧人行道1.0米宽，桥总宽8米，长一百多米。于2007年年底竣工。在连心大桥的北桥头河堤边，由秋来乡贤出资建了一个“林昭亭”， 一是纪念其父母、二是供路人休息挡雨。在琴江河流域，一个村有两座这么宽、并由村民自己集资为主兴建的大桥，在当时是唯一的，直到现在也还是少有的。两座大桥质量上乘，2013年8月17日，五华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洪灾，全县倒塌几十座大桥，莲高村的两座大桥安然无恙，至今畅通无阻。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莲心大桥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林昭亭

3、村道照明

2000年，为了让村民晚上出行的方便，从村头马头山至村尾茶亭下和上下高布沿120省道共六公里多全部装上路灯，前十年的电费近10万元由锦华乡亲负责。2017年由新华乡贤协调政府拨款进行了升级改造，2020年和2021年在维挑乡贤带头捐123盏太阳能路灯的带动下，乡亲们踊跃添灯，外出乡亲与村民捐款30多万元，将500多盏路灯换上了太阳能自动路灯，现在一到晚上，全村灯火通明，如同城镇一般。

4、接村路网

随着2015年底汕湛高速揭博段（含华阳出口至凤仪大桥匝道线）的建成通车，2017年国庆前济广高速五华段的建成通车，2020年华陆高速的开通，原120省道华阳段由2车道升级为355国道4车道的竣工等交通路网的逐渐完善，高速公路华阳收费站出入口离莲高村只2公里左右（5分钟的车程），莲高村的交通变得极为快捷方便。

5、供水设施

在很长一段时期，近河村民直接挑河水，遇下雨河水浑浊时，就在河砂坝挖个砂井，挑水回家饮用。在莲塘埔村中心范围最早只有桂花墩一个八角古井供村民挑水饮用，下雨发洪水时，整个莲塘埔的人都要到此井挑水，有时人多还得排队，部分人担水距离较远，用水艰辛。后来在长安楼门口、上店、荷树排、油钵塘、马头山、方口、茶排下等陆续挖了井、虽距离近了但仍旧手提肩挑。2000年前后，村民自发分别从三个地方的山里引水进村，以自来水解决饮用水困难，解决饮用水方面值得赞扬的是33世胜怀乡亲，1998年一个人从裤裆塘半山打隧道约100米，从岭背引水至茶排下供部分人使用，历时5个月，可称“当代愚公”，用水设施至今仍在用。但其他的由于缺乏超前的规划、规模小、技术标准低，又缺乏规范管理而报废，用水一直不能整体正常，成为难题。直到2014年由燕辉主任等牵头，秋来乡贤和光裕楼家族等众多外出乡贤捐款，新华乡贤积极协调政府拨款，在“仙人脚迹”处，投资150多万元建起了“莲高村水厂”，饮用水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虽然现在的水质还有待净化，但全村除偏远和个别自己有供水设施外，都用上了村水厂的自来水，从此告别用水难。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水厂

6、用电设施

1973年为了解决用电问题，莲高村动员10个生产队120多名壮劳力分组，一组几十个人一起，靠抬、拉、滚用人力车从十几公里外的大径村，将一条几千斤重，几十条石电线柱运回村移到位竖起来，从河口崆发电厂的主线开始安装架设高压电线到村变压器，然后再从变压器安装220伏电源线到各家各户、联接开关、电灯、灯管，从此全村才有了电力照明，结束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家庭电器的增多，用电量增大，再就是河口硿电厂发电量有限，电压随之下降且越来越低，灯泡只光而不明、亮度不够，灯管要到晚上十点用电高峰过后才能启动，空调等负荷大的电器打上开关就跳闸，苦不堪言。2013年在外出乡贤焕坤、新华积极主动向县领导和部门反映情况请求照顾后，电网比其他村提前进行了农网升级改造，换电线并换上容量大的变压器，同时电网并入南方电网，用电问题才获得解决。现距上次升级改造又快十年，2022春节时用电又开始出现超负荷跳闸断电的情况，供电设施又需再次升级改造了。

7、通讯电视互联网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全村只有大队部（村委）一部有线的手摇电话，村民家庭都无电话，通讯相当落后。1985年开始有了无线电视信号，接收开始采用鱼骨天线，后来采用锅式接收器，部分村民开始有电视可看。1994年村里有BB机信号覆盖，BB机可以在村里使用。1996年县布建的移动基站竣工，莲高村有了模拟手机信号覆盖，后来改为数字信号，在村里开始可以使用手机打电话，2000年程控有线拨号电话开始进入家庭。2002年村里有了有线电视，2004年村里接入了宽带，有了互联网络，2008年普通通信电缆改为光缆互联网络升级网速变快。莲高村通讯、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使用，在时任五华电信局副局长育辉乡贤的督办下，都走全镇的前面。

（二）村容村貌美丽

1、为有奋斗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幸福都是奋斗得到的。为了解决农田灌溉问题，1952年起村民们不断修建山塘、水圳，先是建好山蕉窝山塘和钓鞭窝山塘，还修筑了山塘到车田岗、下塅的灌溉水圳；翻修、新修筑了平常有水源（长流水）的多条水圳，完善了农田灌溉体系，为确保种植丰收创造了条件。由于穿过莲高村的北琴江河从华新伯公坑自然村的新圩岗进入莲高村后，经旱塘下转弯到阳背山又转弯到方口、河底里，在燕竹潭左急转弯至河口崆又急转弯到上高布、坝角里，再到学堂门里左转大弯经下高布又右转弯到下坑口、茶亭下，在塅咀上再左转弯至裤裆塘、东边月，流经六曲五弯后进入大拔村。其中现在拦河蓄水坝下游约100米（学堂门里）开始至大拔村这段，弯曲大、流域广，成S形。莲高人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对本村范围最下游全长一千多米的S形河道进行裁弯取直改道，1970年莲高改河造田工程开工。在那个施工工具相当落后的年代，全凭人力锄挖肩挑，日夜奋战，长年累月，愚公移山，通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劈山挖槽修出了一条宽近百米、深3-4米、长约400米的新河道及两岸河堤，1973年新河道通水，老河道在不同时期分二处截流。后来又用了二年多的时间将3-6米深的老河道填土起来作农田，形成如今一大块的平整良田“城背塅”和一块较小的平地“塅咀上”农田。工程于1975年底完工，历时6年，增加良田近百亩。莲高改河造田是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粗算挖方约80万立方米，填方约80万立方米，总断面方约160万方，花费人工约100万工日。由于工程量巨大，除了本村劳力的全力以赴外，县委、公社（镇）还号召，县机关、公社干部，华阳中学师生和全公社各大队都派人义务支援。施工场面热火朝天，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场面十分壮观，施工人员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人山人海，人人不怕苦、不怕累，个个干劲冲天，施工人员中有干部、有村民、有学生，还有解放军，前来支援施工的人，均无报酬，义务劳动，经历过的人都记忆深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思想觉悟就是高，在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莲高为五华全县树立了典型，做出了榜样，才有了后来的华阳、叶新、水寨等改河工程。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莲高村还办过糖厂、酒厂（利用蔗渣酿酒）、碾米厂、烤烟厂、砖厂等，以方便村民。曾出现过除种水稻外：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甘蔗；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柑桔；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烤烟；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紫云英；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花生；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萝卜、包菜；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木薯、红薯；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棉花；一时期全村大量种植蚕豆、黄豆等。莲高村的农产品种在华阳很有名气。在七十年代初还最早有了全镇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2、长远眼光看未来、保护环境守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莲高人用长远眼光看未来，不为眼前利益所诱惑，为子孙后代考虑，十分重视环保。一是没把山岭租给老板种赤桉树，保护了土壤和水质。经过其他地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树木对土壤有严重破坏，但凡种了这种树的地方，土质变坏转瘠，水质变黑转蓝。二是没挖采稀土，土地、水质和山上植被未受破坏。在当时受重大经济利益诱惑，很多地方，如我们的邻村就发生了偷采稀土的恶性事件，造成了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三是用于蓄水、灌溉、生产、生活的村心大塘，在焕坤、水灵乡贤的倡议与带头捐款下，村民积极捐资，进行污泥的清理及四周砌石，大塘获得了及时完好的保护。2021年由政府拨款，在村民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大塘四周的雨污分流工程，全村的雨污分流及污水处理站工程正在施工中，工程竣工后，将不再存在雨污混排、排水沟恶臭现象。大塘首次整治由奎坤负责施工管理，第二次整治由燕辉负责施工管理，锦忠协助。第三次整治由汉样负责施工管理、锦忠、宁炽、汉福、燕辉协助。莲高村抵制住了利益诱惑，没有发生一起破坏影响环境、危害子孙后代的事情。守住绿水青山，造福千秋万代。

3、鳞次栉比新农房，社会主义示范村

解放以前很长时期，整个村没有几座大屋，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同居一座老屋，住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民国初期全村只十多座屋。1949年解放时全村也只31座屋，其中高布有5座，岭背一座，上高布2座，下高布2座；莲塘埔26座，屈指可数。分别为：文芳第、儒发楼、务本楼、兆安楼、怀安楼、燕翼贻谋、洋楼、长裕楼（竹头围）、光裕楼、乐耕所、禾苍下、祥云楼、长安楼、保安楼、浮光耀金、仁寿楼、余庆第、北阁楼、长庆楼（东心楼）、天见楼、车田寨、高寨里、定浮屋、定璯屋、炜民屋、子荫屋。

至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部分村民在村中心地带建房，有一部分村民离开村中心往山坑里、岭岗排、山脚下建房，新房数量有所增加，做得比较上档次比较完整的上五下五、上三下三两边横屋又做了装修的房子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且大部分都是泥墙、土砖墙、木结构屋面盖瓦的普通建筑。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莲高村新建了很多钢筋混凝土结构、抗灾能力大大增强的别墅式房屋，原来居住在山里的人，大部份又回村中心建房，新式民房鳞次栉比，建筑风格、颜色、样式和装饰各具特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莲高村新式砖混结构农房全镇最多，有200多栋。现在莲高全村460多户家庭，新房超过400栋，除了极少数家庭人口少或年老无子无女特别困难的没建新房外，几乎家家户户都建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比城里人还大。莲高村的住房与解放时相比，变化真是翻天覆地，旧貌变新颜。

除了农民住房的大提升大改变外，作为全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村，在村容村貌方面，莲高村还有很多亮点：

①牌坊式村门庄重大方

位于“山虾透水”两山凹处，是1996年由妙祥乡贤主要捐资、其叔侄四人共同出资10万多元修建的莲塘埔牌坊式村门，庄重大方，气派得体，很是好看，在上世纪华阳范围是第一个，成为莲高乡村美的一个景点。

②一河两岸成滨河公园

莲高村一河两桥相连，两座大桥之间，在新华乡贤和燕辉书记的积极协调下，由政府投资建了一座拦河蓄水坝，再加上前几年由焕坤与新华乡贤反复向政府申请，将莲高列入全县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后，由政府投资建成的“堤路合一”绿化景观改造工程及新建成的“滨河公园”，如今一河两岸花香扑鼻，一年四季花红树绿，山、桥、树、花与河水相映，风光旖旎，如诗如画，岸边慢步、心旷神怡。很多村民晨炼夕舞，在河两岸或大塘周围散步健身，白天在文体中心休闲、娱乐；晚上到文体中心广场、学校操场、滨河公园跳广场舞，人在堤上走，鱼儿水中游，好一派歌舞升平、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

五华县华阳镇莲高村滨河公园

③文体设施配套齐全

莲高村有一个全镇少有的大足球场，有二个蓝球场、一个羽毛球场、多处乒乓球桌、一个文体广场（缙公祠）、一个露天的健身场。每天有人打乒乓球、蓝球，早晚有人用健身器材健身锻炼，晚上还有3-4处跳广场舞。 2000年焕坤、水灵乡贤倡议并主要捐款将莲塘埔村中心用于红白喜事、体育活动的篮球场及周边公共用地进行了水泥硬底化。2017年在水灵乡贤倡议并筹主要资金以及光裕楼捐款8.2万元，秋来、集渊楼各捐款5万元，芳微楼捐款2万元，赞能、黄丁秀、锦忠、展达、高辉等捐款1万元的带动下，其他宗亲积极捐款，由锦忠乡贤与燕辉主任一起施工管理，缙公祠得到重修，重建后既崇祀缙公同时又作为莲高村的文体广场，为村民提供一个集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莲高开展跳广场舞，燕辉主任是推动者，他请来华阳镇的温小平老师，到莲高教了半个月以后，广场舞才慢慢开展并普及持续。

2014年在焕坤、新华乡贤的多次反映与多方协调下，莲高被列为“扶贫村”，对口单位为梅州市畜牧局，由扶贫单位投资200多万元，在连心桥南边新建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办公楼，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村干部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原村委一层的办公房通过装修改为村卫生站，村民看病变为方便，小病可以不出村。

如今，莲高旧貌变新颜，村庄越来越漂亮，全村莺歌燕舞，到处欢声笑语。村民安居乐业，人人幸福吉祥。宜居宜游好风光，一片繁荣新景象。不愧是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村。不管你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还是“故土难离自小老”的村民，当你走在莲高的土地上，都会被日新月异，不断变迁，有着翻天覆地变化且越来越美的优美山村而感叹，所热爱并迷恋。

（三）崇文尊师重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主要体现在莲高人对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乐善好施。改革开放以来，村民捐款就有五百多万元用于教育事业方面。其中光裕楼尤为突出，捐款超过总额一半，其次为就芳楼。莲高村1978年前都没有正式的校舍，解放初期最早以缙公祠作校舍上课，缙公祠变成大队部办公后，又以应公祠作校舍上课。三年级以上就要到二公里外的华新村北琴学校去读，再后来利用土改收来炜民的旧房和“洋楼”作学校，勉强办起了完小。1978年政府落实政策，原作校舍的房屋要归还给原主人，新建学校校舍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1979年由群众献土砖、木材、在下楼岗建设了一栋约550平方米的砖瓦房作为校舍，1980年正式迁入启用。1996年由焕坤乡贤的光裕楼家族带头捐款建设“光裕教室”的带动下，莲高小学建起了一栋新的砖混结构约700平方米八个教室的两层教学楼，虽然学校的教学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老师的住宿、办公以及图书室、音乐室甚至连室内卫生间都没有，原来的旧式单层砖瓦结构教学楼经过二十多年后，摇摇欲坠，变成危房。2002年，在担任深圳市宝恒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焕坤乡贤负责组织对莲高小学改扩建工程的规划设计并带头捐款下，有近150名乡亲积极主动捐款，共筹款210多万元。其中光裕楼家族就捐款86万多元（焕坤26万元，宁炽15万元），还有世界500强企业日本三菱公司与深圳宝恒集团合资的宝菱同利公司捐款30万元，秋来捐款22万元。由奎光、锦忠、妙祥一起负责施工管理，培枢负责资金管理。新学校占地面积1万2千多平方米，运动场有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戏台；教学楼三层约1200平方米，每层都有公用厕所。原教学楼改为为一房一厅和二房一厅都带厨卫的教师住房。运动区、教学区、住宿生活区分三级而上，独立分开又连成一体，围墙、保安室、绿化、道路配套齐全，2004年8月全部建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和镇委、镇政府第一把手全部亲临剪彩，深圳市宝菱同利公司日方总经理佐腾洋先生等日本友人、全镇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和华阳镇各中小学校长与莲高村民一起参与落成庆典。莲高小学为当时全县最好的村级学校。2015年在时任中能建投南方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伟华乡贤筹资30多万元，又在莲高小学建成了一个屋面光伏发电站，在解决学校用电费用的同时，每年还小有收益。现在十八年过去，仍是全县一流村级学校之一。

莲高小学建竣，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套班子及镇委、镇政府主要领导亲临剪彩

在教学大楼落成庆典之时，莲高村按焕坤乡贤的提议，率先在全县第一个成立经县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注册的“莲高社会助教助学协会”并设立“教育基金”，2004年至2015年由主要创会人古焕坤乡贤任会长，2016年至今由古宁炽乡贤接任会长，2021年古锦忠乡贤开始担任执行会长。基金原始捐款有268万多元，光裕楼家族捐款占到60%多，其中：古宁炽（全家）126万元；古焕坤（全家）31万元；古妙祥（兄妹）11.1万元；另有：古秋来（全家）33万元；古锦忠10万元等；还有近70名乡亲捐了款，至2021年底基金累计额度526万元，从2004年-2021年17年累支出176万元，结余值350万元。协会根据《章程》规定开支费用，一是用于奖教奖学，主要是：按学校总人数和人均额度给学校教职工的补助，（由校长通过量化考核评分计发每个老师）根据总额度对提高教学质量获奖的老师、班主任、学生另发的奖金；节假日给老师发的慰问金；支付教师外出参观学习与旅游的费用；对

中考、高考优秀学生进行的奖励等，极大地调动了老师认真教学和学生们勤奋学习的积极性，使莲高小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从2003年全镇18间学校排名倒数第二名跃进到现在前五名左右。二是用于不断更新完善学校教学及生活的设施设备。如更换桌椅、风扇、空调、电脑、改造厕所、维修校道、绿化等。

2021年拍摄的莲高小学全景图

莲高村党支部从古竞佳、古立成、古策群、古宁炽、古燕辉到古汉奎等历任书记及历届村干部都非常重视教育，非常关心学校工作和老师生活，村民对学校教风也很关注，非常支持学校与老师的工作。在搞好本村学校的同时，莲高村人对华阳中学的建设也极为关心、大力支持。2007年由古焕坤乡贤发动，在光裕楼家族捐款过半、古秋来捐款10万元，其他乡贤积极捐款的帮助下，华阳中学“莲高光裕教学楼”建成，成为阳中第三栋新教学楼。在华阳中学教育创强活动中，莲高村人又捐款10余万元给予支持。特别是2021年为成立华阳镇教育基金会，古焕坤乡贤作为顾委会主任和主要发动人之一，率先动员光裕楼家族捐款10万多元，古锦忠捐款3万元，其他莲高村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捐款，为华阳镇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崇文尊师重教成为莲高的村风标志，古焕坤、古秋来等多次被县、镇政府评为重教先进个人，2021年莲高村被县政府评为全县十一个“助力教育先进村”之一。

另外，莲高村崇文尊师重教还有很多突出的亮点，例如，莲高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许多在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民教师，如：古璧钧、古培源、古天恩、古金龙、古勤光、古定华、古奎坤、古新勤、古世彰、古世暄、古桃元、古焕坤、古国光、古平来、古知文、古茂孙、古育新、古小妹、张秀、邹庚新、王友姑等等。莲高所有村民都希望子女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更有出息成为广大村民的共识。莲高小学的校训就是：“走出山村、走向世界”。在村里会经常听到老人对子女说：只要你读得书，卖屎缸迹也要供你读。还有一个父亲对儿子说的更经典：读不好书--你死（无前途）！你读好了书--我死（辛苦）！但情愿我死也不想你死！在这种重视读书的风气中，莲高学子发奋图强。古晋文是莲高村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大学教授，1977年恢复高考后比较罕见的有：古晋文的儿子古民生、古智生、古向生三兄弟1978年同时考上大学，古向生后来还是博士，古百灵、古水灵兄弟同时考上中专。还有古秋来的长子古开华、古焕坤的儿子莹飘都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向生的女儿古芳和古可潘的女儿古丽霞分别是中山大学和兰州交通大学毕业的女博士，成为远近美谈。莲高村学子，中考考上重点中学、高考考上重点大学的层出不穷。

（四）村风民风淳朴

1、敬祖尊宗、修祠护坟、祭祖续谱成为传统

①修祖祠

201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国人灵魂的栖息地。一座祠堂就像一位母亲，虽历尽沧桑，却总是天下儿女向往的地方”。莲塘埔从开基祖15世应辉公始至今六百余年历史中，23世首标公是杰出的榜样，他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一代名师，明末年间他用智慧的方法在华新村喝名“仙人献掌”的地方修建了供奉十世祖的凤仪公祠。凤仪公是古家历史上最杰出、最自豪、世代传说、皇帝称赞的三兄弟同科进士即“革、堇、巩”公之父。该祠为古氏现存可考最早的祖祠，为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申报省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他又在莲塘埔村心修建了供奉15世祖的应公祠、供奉17世祖的缙公祠。在莲塘埔的应公祠经历了六次重大修缮。第一次由26世文桂公牵头在清乾隆年间重修；第二次由29世京开公牵头在嘉庆年间重修；第三次由30世善汉公牵头在同治四年重修；第四次32世璧钧公牵头在1946年夏重修；第五次33世培源公牵头在1992年重修；第六次由34世宁炽牵头并主要出资在2017年重修。这些感恩祖先，不忘祖德的牵头人应铭记，特别是古璧钧、古培源、古宁炽公孙叔侄三代。由于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及时重修，因此祖祠至今仍保存完好，2015年应公祠被列入“梅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单位”。2021年由能晖牵头并先行捐款，古焕坤、古宁炽、古展达等裔孙积极捐款重建了“孚生公祠”，由古秋来牵头并主要捐款重建了“发公祠”，再加上2017年由古水灵牵头重建的“缙公祠”。莲高村在华阳镇算是一个小村，但有四座如此规模的祠堂是少有的。

古氏应公祠

古氏 缙公祠

古氏 发公祠

古氏孚生公祠

祖祠的保护、重修以及祭祀等管理工作能得到加强，关键是成立了组织机构，有团队在管理。2017年在焕坤的提议下成立了应（缙）公祠管理委员会，由各地各房热心、有孝心、肯奉献的代表组成，祠堂管理以属地为主、乐于奉献、德高望重的人出任领导。应（缙）公祠管理委员会荣誉主任是由曾任厅级干部的焕坤宗长担任。首届主任由为本村奉献资金最多且曾任莲高村第一书记的宁炽担任，执行主任由对村及宗族都自愿积极贡献、曾任广深铁路四线工程部部长的锦忠担任。其次是祠堂管理有制度。以前也有规矩，但比较简单，管委会成立后在原规矩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轨道。例如祭祀经费来源就规定，凡应辉公子孙每年都按男丁收缴少量的费用，生子的、考上大学的、娶媳妇的在自愿前提下按规矩交费，不同时期额度不同，由管委会决定后，各房委员负责收缴，会计汇总收点记账，资金交出纳保存，按管委会讨论通过的计划开支使用。再例如就餐规定，凡满八十岁以上者、理事及特邀人员可免费登席，交费达到规定额度的可登席。又例如工程开支、购买祭品及平常财务开支一定要经手人、证明人、审核人、批准人联签方可报销支出，最后纳入年度结算。每年对收支情况都进行年度结算，然后张榜公布并发微信群，接受监督。

然后是绝大部分莲高人对修护祖祠乐于奉献、慷慨解囊。例如牵头修建高布发公祠的秋来等，重修重建莲塘埔三个祠堂的焕坤、水灵、宁炽、能晖等。除了捐款的还有捐地方出来的，例如应公祠门坪就是小妹与乃文、乃武兄弟捐出来由光裕楼焕坤、宁炽等捐款铺上水泥的。还有肯出力愿贡献的，例如应（缙）公祠管委会的锦忠、立香、燕辉、能晖、利尚、建兴、汉奎等等。

在本村范围的祖祠做好保护、重修、祭祀的同时，莲高村人对古氏老祖宗村外的祖祠保护、重修、重建工作也极为重视、积极参加。广州新建六世祖全望公祠、华新凤仪公祠重修莲高村人捐款都不甘落后，尽力争先。华城云应公祠的捐款以村计，莲高是五华28个有古姓人的村捐款最多的，达50多万元。其中秋来与光裕楼就各捐了20万元。再有华新祠堂重修及景观改造焕坤是主要牵头人和总规划人，锦忠是设计者和施工管理人之一。河源成之公纪念馆、小拔巩公祠、安流乡贤祠、紫金文聪公祠，培源先生等是祠堂重修、保护的带头人之一。

②护祖坟

莲高村特别是莲塘埔在祖坟的保护上堪称范例。古氏云应公在唐朝从北方今山西省临汾市到南方今江西省南昌市任洪州通判为始祖一世起计世辈，五世祖蕃公入粤到今信宜任窦州都监。遗憾的是一到五世祖坟皆失，无从考证葬于何处，所以古氏地坟歌曰：五世之前坟皆失，墓始增城全望公。到后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七世祖延绶公坟也被大埔中学所占，至此为止，祖坟则有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均为古氏各属地宗亲组织管理。为纪念最早入粤为官的蕃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河源市“成之公纪念馆”左后立有一碑，为纪念最早在梅州的开基祖延绶公，在2015年在梅州市客天下附近的八世祖婆、九世祖宗悦公婆三祖坟处建一亭。属莲塘埔大多数人共同的祖先，从十四至二十四这十一代的祖坟，则在这几年，由应（缙）公祠管委会宁炽主任带头捐款，立香常务副主任组织实施，多数进行了重修或列入计划重修，使祖坟得到了完好保护。

古氏地坟歌：

系出山西籍大同，洪州通判徙粤东。

五世之前坟皆失，墓始增城全望公。

岐山老蓝郁峒堡，双飞蝴蝶莫离踪。

禾撩叉地在小埔，云马山头郭妣龙。

七世潮州大埔县，湖寮五虎拖皮雄。

韩太婆墓无知处，八世长宁君子峰。

蓝妣河源石岗埔，仙人跷脚葛藤中。

嘉应龟潭九世地，赵夫人墓亦附空。

十世万安黎骆峒，飞鹅投水秀灵钟。

杨婆移葬邱山内，美女怀胎万世宗。

巩公迁居黄砂葬，猴猿揽果喝形通。

仙人舞袖知谁穴？恭人李氏恰相从。

政公飞凤跳架地，叶里藏瓜黄妣充。

两穴被奸人占去，殊令抱恨到天终。

后迁梅林洋塘里，银牌安葬记宗功。

架上金盆琢宦祖，石榴花放满江红。

黄婆鸡母带子地，坡下黄甲塘之嵩。

文聪公葬校椅地，左右砂环月一弓。

光辉后裔负骸去，卜吉河源猛虎冲。

原穴谨将银牌葬，并偕宋妣乐融融。

高太夫人归何处？大曲岭下穴不风。

应辉公是羊牯地，山蕉窝上正心胸。

团虎咬尾陈妣墓，盘蓝毛葬喝天虹。

玑公始创莲塘埔，后葬岭头祖妣逢。

千古留名石子地，余婆安葬衍斯螽。

缙公马头山背穴，走马绊鞍水横冲。

转江海螺黄楼背，吴方祖妣一处同。

陂坑岗上晄公墓，偕妣邹婆乐鼓钟。

欲寻宪公甘婆地，双坟侧左自无朦。

飞天蜈蚣周颂祖，栏里度牛郑妣崇。

前妣毛婆官洞葬，坟茔失落恨无凭。

三台降落双坟地，二十一世号肖容。

大窝口上余妣墓，直向对面何树丛。

高埔龟形参玄祖，面前逼塞不宽洪。

詹老孺人輋子下，油钵塘中路已通。

钓鞭窝上标公地，九一遐龄称寿翁。

土角流金陈妣墓，乾坤峰耸并岳嵩。

莲塘面上张婆墓，元初三日效华封。

展心公偕邹妣墓，桂花墩上望蟾宫。

孚生公地黄茅嶂，李太孺人合配双。

莲高村人对本村范围的祖坟主动做好保护、重修、祭祀的同时，对古氏老祖宗在村外的祖坟保护、重修工作也极为重视、主动参与。全望公夫妇墓的维修、揭西上砂杨祖婆墓园景观建设、梅州八、九、十世祖坟保护等等，莲高村人捐款都不甘落后，尽力争先。其中：六世郭太夫人墓的重修，宁炽是主要牵头人和捐款人，锦华带头捐款5万元，焕坤是主要组织指挥者之一；十世祖婆杨太夫人墓园景观改造工程，焕坤是主要牵头人和总规划人，锦忠是设计者和施工管理人之一；宁炽是用地主要征收人之一。以传承古氏优良传统文化、修祖祠、护祖坟、编族谱为主要工作任务的古氏文化促进会，焕坤、秋来乡贤都是主要创会人。

③祭祖

莲高村人逢年过节要先祭祖，菜做好摆上桌烧香敬请祖宗来先“吃”，然后家人团圆坐下再喝酒吃饭。每逢家中有什么喜庆之事也要献上三牲、糖果、敬上香、纸、酒，在大厅正面祖先牌位前告词祭祖。这些以家庭和小家族范围进行的祭祀称为：堂祭。年后或清明节前后各家都会到自己的祖宗坟上扫墓祭祖。比较大型隆重的是同房宗亲都到祠堂集中祭祖。莲高不仅祖祠建得多，保护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年年坚持在祠堂祭祖，充分发挥祠堂在树立良好道德、引领家风家规家训家教、提高宗亲凝聚力、向心力，引导族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跨越发展，圆中国梦、古氏梦的作用。例如莲塘埔本村各房代表加上华新、井头，红洞吉蓬窝、墩背的应辉公裔孙每年都会在春节后的正月十一齐聚祠堂，先到不远处的“缙公祠”烧香，把缙公请到应辉公祠，然后在“应辉公祠”首先给添了丁、娶了媳、考上大学的族人进行上灯仪式，然后以“三献礼”仪式隆重祭祀祖先，即使这两年“新冠疫情”，各房也要派出代表进行小规模拜祭，以示香火不断。

④续族谱

历代前人都相当重视族谱编写，一直都有族谱传世，不过都是手写的，梦横、璧钧、培源、世怀等都抄写有族谱。1993年由远近闻名的家礼先生培源第一次编辑印刷了十五世应辉公支系《古氏族谱》，2004年培源又按当时的人丁收集资料，第二次编辑印刷了十五世应辉公支系《古氏族谱》，本次《五华县古氏族谱》华阳莲高卷就是依据培源编辑印刷的第二版《古氏族谱》及新收集的资料（人口为2021年12月底前出生的）续编与高布合编、扩编。本次续编是由古氏文化促进会焕坤荣誉会长牵头，小彬、锦忠主编，能晖、新来等共编而成的，资料全面，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堪称家宝。

2、热心公益、热爱家乡、无私奉献尤为突出

对于公益事业莲高村人真的是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参与、尽力而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无私奉献。修路、建桥、建学校、成立教育基金、修祖祠、祖坟、帮助困难村民等，捐款都十分踊跃，这是莲高的好传统、好村风。特别是外出乡贤，心系莲高、情系家乡，贡献突出、可圈可点、值得大赞特赞。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外出乡贤与村民的公益捐款已超过一千万元，比较突出的贡献人物代表有：宁炽、秋来、能晖、典科、能达等，在村户籍人口只有3200多，加上外出人口在内也就4100多人的村，有过千人次在历次公益事业中慷慨解囊捐款。

在华阳镇很多公益事业例如：华阳中学、华阳卫生院、华阳大桥、华东大桥、大拔大桥、陂坑大桥等都有莲高人捐款的芳名，为公益事业和家乡发展树立榜样。

在帮贫济困方面能做到一人有难，大家帮助。例如有人患重病、有人受重伤、有人婴儿早产出现危险等重大灾难，经济出现困难自己无计可施发愁时，莲高村民都会伸出援手，尽力帮助。每次捐款人次有时几百，多时过千，每次收到捐款额不尽相同，有几万多的，10多万的，帮助不幸者渡过难关。特别要提到的是2003年刚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村民由于不了解制度的优点，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参加，而上级政府又下了指令性参保指标，当时焕坤乡贤主动与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竞佳商量，凡是莲高村的参保人员，只缴政府规定费用的一半，另一半由他负责缴交，一连三年。使当年参保率就达到80%以上，莲高村早期新农合参保率一直在全县各村之上。

还有2017年10月开始，由时任村妇联主任素娇牵头，并五次做东，第一书记宁炽16次做东的影响下，莲高村每月进行的素食汇，一直坚持到2019年底因新冠疫情发生才停止，浪和、召坤等10多位外出乡贤主动做东，每次2至4千元不等。极大地带动了良好村风民风的形成与向善。

3、家礼家教、家规家训、传统文化继承发扬

莲高村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继承和弘扬可以说是一贯以来的，哪怕就是在破四旧的特殊年代，莲高村民也不会放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例如孝敬的传承，祭祠堂，春节、清明扫墓祭祖，节日以及喜庆的堂祭，这些都是孝敬祖宗、不忘祖宗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更主要的是日常孝敬老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如给老人做生日祝寿、吃饭让长辈坐上席，下辈给长辈装饭端茶，下辈给长辈红包，过年长辈给小孩发压岁红包等等，都是村的好传统。历代长辈都很重视孝文化方面的教育，自己做出榜样并从小孩开始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了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十几年前莲高社会助教助学协会主要负责人就要求莲高小学教学生读《三字经》《弟子规》《孝经》等传统国学，让小学生人手一本，人人背诵并进行比赛和评比，使孝的文化在全村蔚然成风。例如在人生必然有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时，莲高村民特别讲究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必须的仪式，以体现自家的礼数与修养，因此莲高村有礼仪之乡之称，所以莲高村代代都有礼仪业务熟悉、职业道德高尚，被村民所热爱并称颂的家礼先生，如：庆松、柳棠、显棠、启蒙、世彰、世怀、奎坤、奎光、秀华、彭桂、思清、宁炽、金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璧钧、培源、能晖公孙三代。

莲高村每年的庙会文化也非常热闹，沿北琴江河往下，河口硿有慈悲娘娘（观音），农历八月十八庆，下坑口有水母娘娘（妈祖），农历三月二十三庆，上下高布相接大榕树下有杨太伯公，农历九月初六庆，莲塘埔村门左侧有观音娘娘，农历三月二十八庆，最热闹且规模最大的是茶排下的大帝爷生日庆，农历九月十七日进行，几乎全村人参与，除了祭祀游行外，经常还请来文艺演出队为村民演出传统民间节目。

莲塘埔这边文艺体育气氛非常浓厚，吹、拉、弹、唱人才辈出，早在1972年焕坤担任村（大队）团支书时就组织青年突击队到屋背岗开山种木薯，晒干后卖给供销社，用卖木薯款购置全套音乐器材和演出道具，然后组成业余文艺宣传队。只要是晴天，一到晚上都会聚集在一起娱乐，自编自演的采茶戏以及乐器合奏，在华阳各村的文艺汇演中经常拔得头筹，还代表华阳镇（公社）去参加过全县汇演。在弹拉吹奏方面比较有名的是：红清、知文、柳春、培源、世彰、世暄、林桂、典科、国光、佛佑、玉灵、世高、勤习等等。还有村里的锣鼓也打得很出名，每逢重大节假日喜庆时都会自觉凑在一起集中去敲锣打鼓，使山村充满快乐与热闹。莲高村的篮球队在华阳镇也曾名列前茅，在全镇（公社）的十二个村（大队）比赛中经常进入冠亚军决赛并夺冠。还有莲高村人对书法特别酷爱，主要表现在春节和红白喜事的对联上，再穷也要买红纸叫会写的人写好对联，在自家大门上张贴，而这几年，会写字的人都会免费给村民书写对联，因此出现了像璧钧、培源、宁炽和能晖这样公孙叔侄三代的书法世家。莲塘埔从民国时期的璧钧、梦横到培源、世怀（兼画像）都是远近闻名的民间书法家。在近几年，宁炽、能晖等中年人又接上了班，像吉鹏、品扬等年青一代也喜好书法并进步明显。莲高小学近年来不定期由宁炽会长和他邀请一些深圳的书法家义务到校教授小学生学书法，书法从娃娃抓起，这是走在了全镇各小学前面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书法家从莲高走出。

在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莲高村还与时俱进进行移风易俗。应（缙）公祠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一）在缙公祠召开会议，理事及以上成员38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针对现时大部分村民经济并不富裕，遇到喜事、白事却一定要按老规矩、老习惯、为了面子不切实际进行大操大办，结果花费太大，经济压力重，难于承受，甚至陷入困境的实际情况。经到会人员认真、反复讨论研究，经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莲塘埔村内红白事有关规矩（风俗习惯）修改的意见》。为了与时俱进、结合时代精神、匹配村民经济能力，减轻村民负担，励行节约，移风易俗，倡导文明并逐渐形成勤俭节约光荣，铺张浪费可耻的新风尚。制定了新规矩：对老人生前一定要善待，多点尊敬、孝顺、满足，辞世后丧事一切从简，提倡厚养薄葬，尽量减少支出项目和数额，约定小额白事礼金和香纸收下，回礼给10元利是（红包），不再给香烟和寿（毛）巾；喜事一律免礼，酒席规模、邀请范围各自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决定。让被请的高兴，没请的理解，请客的心情舒畅。以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文明、新习惯、新风尚，推动村风民风向善向好发展。

（五）、人杰地灵桃源

莲高不单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更是英才辈出的风水宝地，从民国时期特别是解放以来，在村居住和迁居村外的莲塘埔应辉公裔孙，杰出人才众多。

1、群英之村

首先是在民国时期有璧钧，曾任龙门县政府文书、紫金县印鉴，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十九路军副官、书记、代团长，授上校军衔参加抗日淞沪会战。退役后任华龙乡乡长等职；古煌，曾任国军六十一师教导团三营营长参加抗日淞沪会战，在江湾之役时生擒日军少佐大队长，受国民政府特别嘉奖记大功，铨叙上校军衔；天恩，黄埔十六期毕业，曾任国军连长、副营长，参加过抗日长沙会战、武汉会战。除了三名抗日英雄以外，还有担任过五华县八区巡官的建初；再有惠明，名正天，贵州大学毕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参谋，曾参加解放广东的战争；庆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队员，曾参加解放广东的战争，解放后是紫金县税务局领导。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村里先后涌现六名革命英烈，他们是：鉴洲（曾任红十一军文书）、始芳、古义、亚仁、庆芳和夏方。另外文的就有晋文、曾是中山大学、汕头医科大学的教授。

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至今，在国家公职的人员中担任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共计56人。其中厅级2人：锦煌、焕坤；处级干部20人：水灵、展达、文献、伟华、百灵、波平、木添、建纯、建坤、可林、灵江、家豪、育民、秉勋（团级）、胡小芳（焕坤妻）、陆定国（智生妻）、傅沛霖（展达妻），以及已逝的智生、杏华、定才；科级干部有34人：锦忠、焕通、妙祥、育辉、天琪、金环、策群、知焯、勤悦、尚能、练邦、建和、古国、智彬、可立、伟棠、道阳、勇辉、金伦、育辉、新标、建波、开华、增兴、国豪、建宏、远华、沂静（女）和外嫁女翠娟、彩环及已逝的蕴华、勤成、竞修、谷友、新华，还有高级职称与博士8人：向生、吴滨、古芳、常友、邹庚新、丽霞、戴晖、莹飘，除了在党、政、军、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科以上领导职务的杰出乡贤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外，莲高村还有超过百名科以下的国家公职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人民服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与高级职称者无论百分比还是总人数，莲高村在华阳镇都是最多的，在五华全县按村计也名列前茅。

莲高村人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包括莲高六位先烈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因此，村民国防意识特别强，解放以后的每一次国家征兵，莲高村适龄青年都积极报名应征，参军服役人数位居前列，最典型的是龙翔生下的三个儿子，长赞群、次赞坚、三赞贤全都参过军，其中长、次子还是军官。还有许多像可馨、可丈、可放三兄弟，立成、焕成俩兄弟一样，分别都当过兵，扛过枪，站过岗，服过役，卫过国。参军人数最多的是1972年冬那一批，单莲塘埔就有尚能、策群、勤悦、志军、乃其、建开一共6人。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保卫祖国，成为莲高历代适龄青年的崇高志向与实际行动。在服役中有很多经过人民解放军部队大学校的锻炼和自己的努力，成为从排长到团长的军队干部。

再就是民国时期的国军中将抗日英雄古鼎华、现在香港娱乐界慈善家古天乐、以及华侨界杰出人物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老板古润金都是莲高村莲塘埔应辉公的裔孙，他们的前辈是清朝初期从莲塘埔长裕楼外迁出去的。2017年4月20、21日旅居澳大利亚、澳洲报业资深人士、抗日将领古鼎华中将之子古城（名耀卿），旅居意大利、百家丽（中国）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古伟南偕同香港、澳门、中山等地30多位宗亲曾回到莲塘埔寻根谒祖。

2、工匠之村

莲高村莲塘埔还是五华南片各镇远近闻名的建筑工匠之村，村里有40多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出名的泥水木匠，例如：老一代的建筑师傅代表有：祥朝、平俊、奎招、运锡、东周、继周、汉群、运龄、承业、馨宏、子洲、奎云、奎儒、奎光、焕全、林桂、楚昭、乃文、乃武、慎陶、思怀、益华、建立、世良、志贤、平光、乃光、水清、世彰等；新一代工匠更多，有：能晖、运泉、燕辉、南荣、伟良、汉波、敬文、苑环、济川、益先、天然、鸿登、剑新、竞标、建业等一大批。老一代对建设客家围屋如上三下三、上五下五特别拿手，而年轻一代则对新式的砖混结构农房尤其在行。曾有“做新屋矛（无）莲塘埔师傅唔得（不行）”的说法流传至今。

除了整齐配套的建筑队伍，莲塘埔还有很多各工种各行业的出名师傅，例如：①、打石名匠：胜怀、汉新、发昌；②、缝衣名匠：焕钰、焕姚、回谋、尚恩；③、竹艺名匠：巨奎；④、铁锡名匠：运桂；⑤、修坟名匠：叠连、济时、培枢、继昌、世勇、志沐、会元、知博、祥坤、旺元；⑥、医生：勤友、勤文、钟灵、发辉、彭正妹、勤习、利旭、利龙等，他们一代传一代，靠勤劳生活、靠手艺吃饭，逐步形成“正道发展、勤劳致富”的良好传统，名匠辈出，远近闻名。

3、长寿之村

莲高村山环水绕，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特别是莲塘埔头尾小中间宽，池塘相连，山水相接，相对独立、耕田方便、绿水青山、宜居宜业。所以莲高长寿的人多，80岁以上老人七八十人，占2.5%，90岁以上老人也不少。最能证明生活环境佳，饮食习惯好的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先后出了七位百岁老人，其中男1人女6人，莲塘埔6人、高布1人，最高寿的为优排的张七妹105岁，马山的古金芳（男）104岁；郑亚芳和莲梅的宋三妹102岁，莲南的刘四妹与高上的李四妹100岁，现在仍健在的是优排的邹锡妹今年104岁了。在2007年和2020年先后有两位百岁老人同在。三千一百多人的小村先后有这么多百岁老人出现，这在全五华县也是罕见的，所以称“长寿之村”。

（六）、最后要记述的是“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省亲”活动的成功举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期间，由曾任国家特大型中央骨干企业中粮集团驻深党（管）委副书记（主任）的退休干部焕坤乡贤发起并带头捐款和深圳龙达公司董事长秋来乡贤主要捐款带动下，乡亲们积极赞助，在广深铁路四线工程部部长锦忠、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宁炽、书记兼主任燕辉三人的具体策划组织指挥下，成功举行了“莲高村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省亲”的活动，近700名外嫁女参加，最年长的已93岁，真是石破天荒第一回。活动进行了二天，2019年10月3日开始，4日结束，节目丰富多彩、场面隆重热烈、喜气洋洋、格外壮观。在莲高小学舞台前十米的操场上临时搭了红色帐篷，里面摆了100张台，外嫁女按以前十个生产队为单位设签到台，铺上红布，供外嫁女签到和领取纪念品，从帐篷边的签到台至学校大门口铺设了红地毯，学校大门口处布设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形冲气红色拱门，悬挂了“热烈欢迎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省亲活动”横额，操场上空飘着二个大大的红色气球，格外喜庆。乐队整齐在学校大门内红地毯两侧列队，吹着嘹亮的迎宾曲，村锣鼓队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

外嫁女全都穿着自己最喜欢最漂亮的红色衣裙，个个春风满面。她们通过听取两场关于莲高村变化的报告，还有从村头到村尾，从学校到祠堂，从河边到大桥，从坑头到山边，从广场到公园，从莲塘到高布的游行，她们兴高采烈，边看边谈，感慨万千，看到娘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骄傲，无比自豪。同时羡能留本土嫁本村的闺蜜。两场报告听众过千，深圳市琴江文化艺术团的一场精彩演出和烟花晚会观众过万，筵开百席，热闹非凡，欢声笑语，是一场莲高村有史以来最体面、最排场的大喜事、大好事。让全村人和外嫁女们都留下了难忘且美好的回忆。

概而述之，莲高村真的是风水宝地，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世外桃源。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在中华大地流行，但是莲高村安然无恙。纵观从开基祖至现在的六百余年，莲高村从来未发生过大灾大难，不管是在过去相对封闭的年代还是现在无障碍与外地连接的改革开放时期，莲高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优美山村。

莲高村是你我的故乡，最美故乡水，最亲故乡情，最爱故乡人。难改的是乡音，难忘的是乡亲。今日之莲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实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容村貌日臻完美，村风民风更为淳朴，一草一木更加可爱。莲高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寄希望全村人民：在外的乡贤事业兴旺，不忘家乡，常回来看看；在家的乡亲勤劳致富，热心公益，常为村想想。

我们完全相信：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莲高村在外在家的四千余人一定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再创辉煌！

四、你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我喜欢咸口。

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我包的饺子。咸的我好好学过，所以，包得很不错，甜的饺子我从小就不喜欢吃，就没好好学，所以，包出来就很难看。

但真要说不喜欢吃甜食吧，也不见得。小时候，我吃糖，也算是一把好手，各种糖和甜食，从来没断过。我最喜欢吃的是花生糖、奶糖。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如果突然想吃甜的了，我也会去买这种花生糖吃。

小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爱吃甜食吧。我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就是不让孩子吃糖，搞得一两岁、两三岁的小朋友，一看到糖，就扑上去，大人一个不注意，她们就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我觉得，孩子喜欢吃糖，就让她们吃吧。糖吃得多，牙齿就容易烂，等烂得差不多了，也正好到了换牙的年龄。这样，新长出来的牙齿，很容易把摇摇欲坠的烂牙齿顶出去，反而更整齐。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不那么喜欢吃甜的菜了，就是觉得很腻。我喜欢吃得清淡一些，清汤寡水的，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我甚至不喜欢吃那种用很多油炒的菜，太腻，没法吃，只有冬天才能吃得下稍微油一点的东西。所以，平时，我即使炒个菜，我也只会放一点点油。自我记事起，我就不喜欢吃肥肉，是一点都不愿意碰的，但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猪头肉，真是晕倒。

夏天，早年还没有空调，我连饭都不想吃，我就只喝汤，吃点水果就好了。所以，到了夏天，我这个人，会自动减肥的。很早的时候，我妈妈就说，我这个情况，属于“知夏”。反正人没出什么问题，不想吃饭就不吃了。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我就算不想吃，我也会吃的。

当然，后来人们的物质条件在提升，自从有了空调后，整个身体情况也会有所变化，自然也会影响我们的饮食。我的个人看法，如果有条件，平时生活中，最好还是不要用空调。春夏秋冬，一切顺其自然，也许，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夏天的时候，该出汗就出汗，这样有助于我们将体内的寒气排出去。我现在比较大的烦恼就是，晚上真不想用空调，但是没办法，晚上总不能开着门窗。

再说这甜食，我感觉自己都快有几十年没吃糖了，当然，偶尔我也会一下子吃很多甜食不算。可能因为身体会自动报警吧，有时候，我会突然很想吃甜的。我估计，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是有糖分的，我们身体里本身也是储存着一定的糖分的，所以，平时我们就算不吃糖，食物里的那点糖分，貌似也够用了。但是呢，比如说，每天食物里的糖分是99，我们每天需要消耗的糖分是100，当我们身体里储存的糖分亏空数为200的时候，身体会报警，那么，过了200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很想吃甜的了。

直到近几年，我才看到，网上有在糖吃多了，人容易衰老，我觉得这话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也建议大家，能少吃糖还是尽量少吃。饮食上，清淡一些，更有利于健康。

五、全民发呆的澳洲（4）

第三部分边缘附近

第十四章

“我要你知道，”澳航406班机像软木塞一样，从季风性积雨云塔中弹出，给靠窗乘客展现了一幅突然的景象，祖母绿的山脉从一片银灰色的大海中陡然升起，这时我耳旁有个声音说，“真有什么事，我的尿都归你。”

我从窗边转过脸，给予这句话应有的注意，便发现自己瞪着阿伦·舍温严肃安详的面孔。他是我的朋友兼临时旅伴。要说他坐在身边让人很惊讶，这话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在悉尼已安排好相遇，又一起登机，可看他坐那儿，就是有些残留的意外——那是一种“夹痛我”的味道。十天前，我去中东徒步旅行，回美国的路上在伦敦停留，见了阿伦，讨论一些他心中已有的项目(他是职业电视制片人，两年前我们一起为英国电视做系列片时，成了朋友)。在那儿，在老布隆顿街的一间酒吧，我告诉了他之前在澳大利亚的经历，还提到我的下一个旅行计划——独自解决那无法逾越的沙漠区。为了让他对我更钦佩，我说了几个旅行者在无情内陆遭遇困境的生动故事。其中一个说的是19世纪50年代，由观察家罗伯特·奥斯汀领队的探险：探险队越走越迷路，在西澳大利亚越过马格尼特山草木不生的荒地中，由于缺少水源，队员们不得不喝自己和马匹的尿。他对这故事感触极深，立刻表示想陪我一起度过此次旅行最危险的阶段，做司机兼侦察员。当然为了他的安全，我试图劝阻，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好心要给我留着尿，显然这故事他还经常想起。

“谢谢，”此刻我回答，“你太大方了。”

他略带凛然地对我一点头：“做朋友应该的。”

“我的能匀出多少也都归你。”

又一个凛然的点头。

如今他决意要加入这计划。他先陪我到昆士兰州北部，在大堡礁富饶的浅滩中，我们歇一天，再找一辆结实的交通工具，沿一条崎岖不平的路启程去库克敦，一个凯恩斯北部丛林中略带鬼气的小镇。等这场热身的探险一完成，我们就飞去北领地[1]的达尔文——澳大利亚人亲切地称之为“最顶端”[2]——开几千英里的车，穿越烤焦的红色中心[3]，去看爱丽斯泉和巨大的乌鲁鲁。帮助我上刀山下火海之后，英勇的舍温先生将从爱丽斯泉飞回英国，留下我一人继续穿越西部的沙漠。倒不是觉得我那时已可以应付——他对我的生存能力毫无信心——而是他只能挤出十天的空。至于我，对他也没什么信心，可挺高兴有人作伴。

“你知道，”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我不觉得这次旅途真需要喝尿。19世纪50年代之后荒地的基础设施大有改进。听说他们现在有可口可乐。”

“不过，该贡献的还是会贡献。”

“那还真是非常感谢。”

又一次彼此凛然地点头，接着我继续凝视晃动的翼尖下奇异的一片碧绿。倘若你不信澳大利亚是世界稀有的一部分，那么应该来热带的昆士兰州。这个星球上大约五百个能有资格评上世界遗产(也就是说，有全球历史或生物方面的重要性)的景观，只有十三个满足所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的四个标准，而这十三个特别的地方，有四处——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在澳大利亚。此外，这四处中的两个，大堡礁和昆士兰州的热带雨林，就在这儿。两种这么完美的环境相毗邻，我相信，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

我们能到那儿都是运气。北方正好是可怕的多雨季节。飓风罗娜最近像电动锯一般锯过海岸线，造成了三百万澳元的重大损失，较小的风暴几星期以来一直在这一地区作恶，干扰着旅行者。就在前一天，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从临近凯恩斯一路的急降和颠簸来看，显然还有许多可怕的天气要逼近。驶进我们视野的是棕榈树、高尔夫球场、泊游艇的码头，和许许多多从茂盛叶丛中冒出的红顶屋。抛开天气不说，一切看上去充满希望。

每年有超过两百万人来到大堡礁，它被全世界当作一处宝藏，然而它用了很久才被旅游业发现，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在《郎姆丛林》中，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将去昆士兰州北部的探险，说得像去奥里诺科河[4]上游旅行一样。那时候，凯恩斯是一片又小又泥泞的海岸居民区，沿几百英里的丛林小道，主要居住着逃亡的古怪隐士。今天它是一座繁忙的迷你都市，有着六万居民，除了从机场候机厅出去，落在身上像热毛巾一样的湿气，及某种对观光客兜里钞票的强烈热爱，它和澳大利亚其他相同大小的社区毫无分别。这儿成了背包族和其他年轻游客广受欢迎的中途停靠点，因热带活力小有名气。这一天，一切都在重压之下，天空低而灰，预兆着随时会大雨倾盆。我们叫了一辆的士进城，穿过一片拓展无序的狭长区域，四处是汽车旅馆、加油站、快餐店。凯恩斯中心挺整洁的，可它有一种最近刚被匆忙建起的感觉。每一秒钟，商家都在提供暗礁游览或潜水探险，剩下的大多卖着T恤和明信片。

我们先去领租的车。因为之前去中东徒步旅行，我将这些留给一家旅行社料理，他们选择了当地一家不出名的小公司——鳄鱼租车服务，还是什么同样罕见无望的名字——办事处在一条小巷里，比一只光秃秃的柜台也没大多少，这让我有点儿惊讶。负责的年轻人有种叽叽喳喳趾高气扬的气质，让人说不出的恼火，可他办起手续来明快有效，自始至终聊着天气。“这是三十年间最糟糕的雨季。”他骄傲地说。接着他领我们走上人行道，看我们的代步工具——一辆上了年纪的准将霍顿旅行车，它的车轴明显都弯了。

“这是什么？”我问。

他朝我靠了靠，像对着个痴呆症患者，说：“这是你的车。”

“可我要的是一辆四轮驱动。”

他筛查着文件，小心地取出一张旅行社传真，递给我。上面写着要一辆大的、标准的、高污染的自动挡汽车——换句话说，一辆美国车，或当地最接近的同类物。我签了字，递交了文件。“那么，你有我可以改租的四轮驱动吗？”我问。

“没有，对不起。我们只租城里开的车。”

“可我们要开车去约克角。”

“噢，雨季你到不了那儿。四轮驱动也去不了。每年的这时候不行。上个星期苦难角[5]有一百毫米的雨量。”我不太清楚一百毫米是多少，可显然他的语气说明相当可观。“除非是直升机，不然你过不了黛恩树[6]。”

我又叹了口气。

“去汤斯维尔[7]的路已封了三天。”他愈加自豪地补充道。

我又看了看他。汤斯维尔在凯恩斯南面——去约克角的反方向。看来我们被困住了。“那……我们能去哪儿？”我问。

他摊开双手，愉快地讽刺道：“在更好的凯恩斯，随便哪儿。”

阿伦开心地看着我，像个没心没肺、不知道要大难临头的人，这让我更恼火。我签了字，举起包。“那么你能指给我们看去棕榈湾酒店的路吗？”我问。

“当然。你可以回到机场，去库克高速路，一路向北，差不多沿海岸线向上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我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的是凯恩斯的酒店。”

他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那，它肯定不在凯恩斯。”

“但路没有封？”

“目前还没有。”

“你是说有可能被水淹？”

“总是有可能的。”

“如果被淹，我们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他略带同情地看着我。“先生，你已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这一点无须置疑。凯恩斯离本州首府布里斯班一千一百英里，其他方向除了大海、丛林和沙漠，一无所有。“不过棕榈湾非常不错。”他补充道，“你会喜欢的。”

他说得没错。棕榈湾非常可人——实在让人很惊讶。它是个有建筑特色的乡村，故意在曲折的海湾边，带着一大片热带的繁茂。海滨路的一边竖着的低矮酒店和公寓、几间村舍、零星的酒吧、餐馆和商店，都被棕榈树伸展的蕨叶和开花的蔓藤小心掩盖。另一边是一条排列着棕榈的步行街，俯视平坦的金色沙滩和大海。

我们的酒店，除了名字、环境和价格，都像一间汽车旅馆，不过它挺亲切，又能俯瞰大海。我们要了房间，然后沿沙滩走了一会儿。有几个人在沙子上漫步，但没人下水，事出有因。现在正是箱形水母活动的高峰期，在昆士兰，它又叫作海黄蜂，或者就叫黄蜂。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让人苦恼的小水泡不能被视同儿戏。从十月到五月，当水母来到近海岸繁殖，它们把热带沙滩变得对人类毫无利用价值。站在那儿看着它，这是个相当奇特的想法。我们面前是一大片海湾，和你在其他地方能找到的一样安详、一样诱人，可地球上没有哪个环境，像它一样能让人瞬间死亡。

“所以你是说，”阿伦问，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如果现在蹚进水里，我会死掉？”

“以一切人类所知的最悲惨最难堪的痛苦。”我答道。

“老天啊。”他喃喃道。

“还有什么贝壳也别捡。”我补充道，阻止他俯身捡一粒贝壳。我向他解释鸡心螺——那种有毒的生物，潜伏在某些最好看的贝壳里，等着某只人类的手，好把它们邪恶的螯扎进去。

“海螺能把你弄死？”他说，“这儿有致命的海螺？”

“在这儿能把你弄死的东西，比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也就是说有很多，相信我。”

我和他说了鹤鸵，一种不能飞并且和人一样大的鸟儿，生活在雨林中，每只脚上都有利爪，能用一种熟练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豪迈姿态把人切开；还有从树枝上挂下来的绿树蟒，和枝叶混在一起，等你看见它们时为时已晚。我同样提到了小但毒性极大的蓝圈章鱼，它的吻让人瞬间死亡；还有优雅但易怒的电鳐，在水中像飞毯一样移动，对任何打扰它进程的东西放出220伏电压；还有让人作呕、行动缓慢的石鱼，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看上去和一块岩石没什么分别，可不同的是它背上有十二根刺，锋利到能把球鞋的底刺穿，给倒霉的受害者注入十五万克分子的毒枝菌素。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法描述的痛苦，很快便会发生肌肉麻痹、呼吸衰退、心跳加速、剧烈痉挛等症状。你同样会被火鱼为难，它们虽然容易被发现，但一样疼得要命。还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

“你在胡编乱造。”他说，却不敢肯定。

“哦，我没有。”

接着我和他说了那令人畏惧的咸水鳄，潜伏在热带的浅海峡、河口，甚至像面前的这一类海湾中，时不时从水中跳起来吞没毫无准备的过客。在我们现在漫步的海岸往北，一个叫贝里尔·弗鲁克的女人不久之前死于非命。“要我告诉你吗？”我提议到。

“不。”

“嗯，一天，”我继续着，知道其实他想听。“一群黛恩树的当地人在圣诞节前烧烤聚餐，其中有几个决定去黛恩树河的冷水里泡泡。这条河被称为鳄鱼之家，但从未有哪条袭击过当地人。有几个人蹦蹦跳跳到了水边，脱得只剩内衣，扑腾进去。弗鲁克小姐显然对冒险三思而后行，她不过是踏入了大概一只脚，站那儿看别人快乐地嬉戏，她随意地俯下身，垂下一只手在水中。就在那一刻水面被一道移动的闪光劈开，可怜的弗鲁克小姐不见了，她再也没被找到过。‘没有一点儿声响，一丝尖叫，’一位目击者报道，‘这么快，如果你眨一只眼，就错过了整件事。’这就是鳄鱼袭击，你瞧瞧——迅速，出人意料，完全不可逆。”

“你是说这儿的水中有鳄鱼？”阿伦说。

“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是为什么我让你走里边的原因。”

就在这时，焦躁不安的天空来了一道惊人的闪电。风突然就起了，让棕榈树舞动起来，少许肥大的雨点啪嗒滴落。接着天空打开，落下了一场温暖的滂沱大雨，淋得人透湿。我们躲回酒店，在面向海滩的酒吧游廊下避难，徒劳地拧着我们冒热气的衬衫，看雨带着狂暴的愤怒拍打地面。没有什么像这中间的雨滴一样美丽，它就是立方体里倾倒的水，用一种击打发出的可怕噪音填充这世界。我自以为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熟悉狂暴的天气，可我很高兴地承认，考虑各种因素，澳大利亚均胜出一筹。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让我搞搞清楚，”阿伦说，“我们去不了库克顿因为我们过不去；我不能游泳因为海里都是致命的水母。另外，去凯恩斯的路可能随时都会中断。”

“差不多是这样。”

他小心地呼气。“那不如来几瓶啤酒吧。”他起身去弄了几瓶。我在游廊上一张小桌边坐下，看着倾盆大雨。

酒吧的某个伙计经过，站在门廊上。“三十年来最坏的雨季。”他说。

我点点头：“天气预报怎么说？”

“一样。”

我黯然地点点头：“我们本来明天要去大堡礁。”

“哦，你不用担心。除非是飓风，不然他们不会取消大堡礁一日游。”

“这种天气也能去礁石？”

他点着头。海湾里的水四处泼溅，像一个胖子刚跳进澡盆。

“为什么？”

“你们付多少钱买的票？”

我不知道——所有东西订的时候都是套餐的一部分——可我身上有票，便从钱包里掏了出来。“每张一百五十澳元。”我尖叫道，吝啬得不敢相信。

他微笑着：“所以啊。”

他又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阿伦带着啤酒重新出现，看上去异常沮丧。“是有一种水母叫鼻涕虫，”他惊讶地说，“酒吧招待告诉我的。”

我给了他一个抱歉的微笑：“我说的吧。”

他盯着雨看了几分钟。桌子上有人留下了一份当地的报纸——《道格拉斯及莫斯曼港口公报》。阿伦移开它去够烟灰缸，接着某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读了几分钟，越读越投入，接着无声地把报纸递给我，敲了敲他希望我读的那篇文章。那是头版底部的一小则报道，说道格拉斯港的登革热流行病终于减缓了速度。文章注明自流行病蔓延，本地已发现四百八十五例。尽管病情得到控制，却还不能掉以轻心，某个热带公共健康联合会的妇女发言人警告道。

“在这一页的页脚!”他说，眼中有一点儿狂乱。

“那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我吊儿郎当地评注。

“你知道一场登革热流行病在英国会怎样？大家会在窗户上钉木板。渡船两侧都会挂着企图逃出国的人。警察为了恢复秩序会在街上对人开枪。这儿的一个社区里有四百八十五个病例，只有他妈两英寸在这页纸上的!你带我来的是什么地方，布莱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噢，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阿伦。”

“是，没错。”

我们分头去淋浴更衣，在吧台重新集合，来杯晚餐前的开胃酒。雨丝毫没有变小的意思，我们决定在酒店吃晚餐。阿伦点了红鲷鱼。

“你应该没听过鱼肉毒吧？”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他妈当然没听过，”他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回答，“又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说。

“肯定是个什么，不然你不会提起来。它是什么？我坐在它上面？它在我脑袋上？到底是什么？”

“不，是一种热带水域的毒素，聚集在某种鱼里。”

“像红鲷鱼，比方说？”

“嗯，特别是红鲷鱼，事实上。”

他考虑着，略带紧张地缓缓点头。我猜时差差不多起作用了。它让人根本无法平静。

“我敢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让人安心地补充道，“如果真有暴发，鲷鱼不会出现在菜单上，对吧？当然除非……”我停在这儿。

“什么？”

“嗯，除非你正好是第一例。毕竟，它要从某个人开始。不过，嘿，那才多大概率？百分之一？二十分之一？”

“我要你马上闭嘴。”

“当然，”我立刻同意，“很抱歉。你要换份别的吗？”

“不。”

“症状包括，但可能远远不止，呕吐，肌肉严重萎缩，失去运动控制力，嘴唇异常，全身疲软，肌肉痛，诡异的感觉错乱——也就是，热的感觉冷，冷的感觉热。大约12%的病例会死亡。”

“我要你现在就闭嘴。”女招待端来了我们的饮料。“这鲷鱼，”阿伦假装不经意地问，“没问题，对吧？”

“噢，是。美得很。”

“我是说，它没有——什么来着，布莱森？”

“鱼肉毒。”

她给了我们一个迷惑的表情。“没，它和薯条沙拉一起上。”

我们面面相觑。

“你不是这里人，我猜得没错吧？”

她更加迷惑：“不是，我从塔斯[8]来。怎么？”

“好奇而已。”我对阿伦咬耳朵，“她是塔斯马尼亚岛来的。”

他朝我靠了靠，小声问：“是。所以呢？”

“他们的鲷鱼没问题。”

“我可以换个别的点吗，亲爱的？”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会儿，那种当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被要求比原计划还要多走二十步时的样子，于是她殉教般地走开去打听。一会儿，她回来报告，他换餐的要求被批准了。

“好极了!”阿伦说，带着突发的热情，重新要了菜单。他考虑着那些备选项。“你们有烤鼻涕虫吗？”他冷冷地问。

她瞪着他。

“开个玩笑!”他说，似乎快活了许多。“我要牛腰肉和薯条，”他宣布。“五成熟，劳驾。”他转身问我。“至于牛肉，没什么可怕的疾病我应该知道吧？昆士兰牛肉麻痹之类的？”

“牛排没问题。”

“那就牛排。”他把菜单递给她。“忘掉鱼肉毒，”他冲着她的背影说。“啤酒一直上着。”他又补充道。

我们吃得非常愉快，之后又去了一次酒吧，通过酒精傻兮兮的幻象，最近所有尽力避免的症状，我们差不多都收获了。

早上雨停了，可天空又暗又脏，海面波浪翻滚，看着它都让我微微犯晕。我不迷恋大海或它其中的什么东西，颠簸三十八海里，去一座雨水覆盖的礁石，看一种我可以在任意一座公共水族馆或牙科候诊室里舒舒服服观看的飞鱼，这景象并不诱人。据晨报上说，水要涨两米三。阿伦有过一条帆船和一顶船长帽，因此他幻想自己是个娴熟的水手，我问他这有多大，他抬了抬眉毛，看上去吃了一惊。“噢，那是大。”这让他说了不少在恐怖海面颠簸的轶事，有些说的是船没系在码头上。正当我们坐在那儿，某个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走过。

“飓风来了!”她喜气洋洋地说。

“今天？”我颤抖无力地问，差不多快成了习惯。

“说不定!”

大堡礁一日游行程包括，从酒店接上我们，坐巴士去道格拉斯港乘船，沿海岸线向北二十英里。巴士恰好八点五十到，一分不差。上车时，司机正在介绍海黄蜂，生动地展示那些不留心警告牌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不过，他向我们保证，大堡礁上没有水母。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珊瑚礁鲨、硬鳞鱼、蝎子鱼、海蛇和又胖又丑的石斑鱼——一种九百磅的怪物，偶尔会因为既暴躁又愚蠢，咬掉游泳者的一条胳膊，然后想起自己并不喜欢人肉的味道。

我们到了道格拉斯港，发现船巨大——和英吉利海峡渡轮一样，或至少差不多——且新得发亮，我说不出有多高兴。让我同样高兴的是，为了他们也为了自己，没有哪个船员露出明显的登革热征兆。和其他到达的乘客一起排队时，我从某个船员那儿得知，船能载四百五十人，今天有三百一十个人订了座。他还告诉我去大堡礁要用九十分钟，海面应该会相对平静。从港口到我们停泊的艾琴科特礁要三十八海里——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我还注意到，那正是那对美国情侣失踪的地方。

上了船，他们宣布对任何有需要的人发免费的晕船药。我第一个跑了过去。

“你们想得太周到了。”我吞下一把后说道。

“哦，总比让大家在船上吐得一塌糊涂好。”女孩开心地说，确实没错。

去大堡礁一路平稳，像之前保证过的一样。而且，太阳出来了，尽管软绵绵，还是把海水从铅灰变得近似深蓝。阿伦去上层甲板瞅瞅有无大胸女可以欣赏，我坐下来记笔记。

根据考虑的资源不同，大堡礁覆盖了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或三十四点四万，或两者之间，从头到脚伸展了一千两百或一千六百英里，比堪萨斯州或意大利或英国都要大。大堡礁始于哪儿，止于哪儿，众说纷纭，不过大家都认同它实在是非常大。哪怕最小的数字，也等同于美国西海岸的长度，且它当然是广阔的生物聚集地——大洋版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大堡礁包括了至少一千五百类鱼，四百种珊瑚，四千个品种的软体动物，而这些不过是估算的。没人试过综合调查，工程太浩大。

它有差不多三千个不同的礁石，超过六百座岛屿，有些人坚决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因此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并不准确。那对于我，有点儿像在说洛杉矶不是一座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分离的建筑物。这根本无关紧要。它让人难以置信。这全都要感谢一千八百万年以来，上万亿个珊瑚虫勤奋细微的献身，每次在自造的硅酸盐墓穴中消亡之前，都增加了一两分的厚度，很难不让人印象深刻。

船开始发出某种减速的声响，预示着即将到港，我去甲板上找阿伦。我指望会到某种沙质的环状珊瑚岛，可能会有个茅草屋顶的沙滩酒吧，可实际上周围一无所有，除了开阔的大海和一长圈温柔翻滚的海水，这大概暗示着那儿有下陷的隐形礁石。在这景象中间，有一座巨大的铝浮桥，两层楼高，大的足以容下四百个一日游旅客。它让人隐约想起钻井台。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将是我们的家。等船停靠在码头，我们都快乐地飞跑下去。一只喇叭播报出了我们所有的选择。可以懒懒地躺在甲板椅子上，或降到一间水下观景室，或抓起通气管和脚蹼去游泳，或上一座半潜式的船，舒服地游览大堡礁。

我们首先上了半潜艇，吃水线之下的观景室同时可以挤进三四十人。哦，那真是精彩绝伦。不论读了多少有关大堡礁特别风光的东西，你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风景。舵手把我们带进一个闪烁的世界，陡峭的珊瑚峡、利刃般的山谷、斑斓的色彩，其间满当当的鱼群有着令人惊讶的种类和大小——蝶鱼、少女鱼、鹦鹉鱼、华丽多彩的猪齿鱼、筒形的尖嘴鱼。我们瞧见了巨大的蚌、海参、海星、小丛的海葵，还有大得可爱、笨得要命的土豆鳕鱼。这和我想的一样，大致像在一座公共水族馆里，当然除了完全的野生和自然。这带来的不同让我吃了一惊，一定显出一副傻兮兮的蠢相。向外看，离窗几码远，一只大海龟游过，对我们毫不感兴趣。接着鬼鬼祟祟在底部窥探的是一只礁鲨——只有一两英尺长，却能给你好好的一口。不仅仅是飞鱼和其他生物，还有光线从上向下过滤的样子，珊瑚不可思议的形状质地和种类。我的着迷无以言表。

回到浮桥上，阿伦坚持立刻去游泳。浮桥的一头，金属台阶伸入水中。台阶最高处有放着脚蹼、通气管和面罩的大筐。我们装备好了，“扑通”跳入水中。我以为水只有几英尺深，当发现离水底可能有六十英尺时——我描述得比较含蓄——我吓了一跳。我以前从未在这么深的水中待过，它出乎意料地让人恐惧——如发现自己浮在空中，离坚实的大地六十英尺一样吓人。这惊慌失措大概持续了三秒钟，接着面罩和通气管灌进了水，我透不过气。我懊恼地喘着气，倒出水又试了一次，可面罩几乎又立刻填满了水。我将这练习重复了两到三次，但结果一样。

其间，阿伦像《美人鱼》中的达丽尔·汉纳[9]一样疾驰而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布莱森，你在干吗？”他说，“你离浮桥三英尺，就溺水了。”

“我是快淹死了。”一卷浪全扑在脸上，我冒出脑袋喷着水花，气喘吁吁，“我是大地之子，这儿不是我的地盘。”

他咯咯地笑，消失了。我微微沉下脑袋，看他像颗水雷一样朝曲纹唇鱼的方向射去——一种沙发垫大小的天使鱼——在我之下那清澈的，不可想象的深水中又一次消失。那下面也有大家伙——半个我那么大的鱼，比我在我的物种中要厉害得多。接着面罩又进水，又喷气。接着又一小卷浪撞上了脸。我必须承认这比想象中的欢喜要少一点儿——少相当一点儿——而我也没想象会有多欢喜。

有趣的是，之后我得知，这对于没有海水游泳经验的人，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反应。他们到了水中，发现离自己的舒适区域非常远，暗暗地恐慌，晕倒(显然是日本人的长项)或心脏病发作(胖子的长项)。现在，第二个有趣之处来了。因为用通气管的人躺在水上四肢摊开，脸刚刚在水面之下——也就是说，用大家知道的，死人漂着的姿势——这其实无法(反正有人这么和我说)判断哪些人在用通气管，哪些死了。只有到了哨音响时才知道，大家都出来了，只有一人奇怪地一动不动，灵魂出窍，他们便知喝茶的人，将要少一位。

幸运的是，就像你将从这本书的存在中推断出的一样，我逃离了这悲惨的命运，设法把自己拉回了浮桥。在甲板的椅子上找了个座，在温和的阳光下，用阿伦的衬衫擦干身子。然后抽出艾伦·豪给的，关于美国夫妇在这儿过世的报纸夹。我之前读过一次，但现在能将可见的地标和文字对上号，便带着特别的兴趣又通读了一遍。

在考虑到已知事件的情况下，这故事简单明了。1998年1月路易斯安那州巴顿鲁治的托马斯和艾琳·龙纳根，刚完成在南太平洋维和部队的任期，回家前在澳洲度假，跟随一家叫“外刃”的公司去大堡礁玩一日的戴水肺潜水。下午将尽，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没回到船上。潜水的工作人员没发现他们缺席便走了。过了两天半才有人汇报他们的失踪情况。他们就此杳无音信。

为何龙纳根夫妇没有回到船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困境时变得如何，也可想而知。我坐的地方能看见戴水肺潜水的船，某个经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大约是三海里远(一海里大约比一英里远一百码)。它看上去非常小，非常远，可龙纳根夫妇是有经验的潜水者，在水下熟门熟路，应该没觉得游泳多么困难。环境非常怡人。海很平静，水温是八十四华氏度(二十九摄氏度)，而且他们穿着紧身潜水衣。除了去浮桥，他们还有更简单点的选择——距离只有一点二海里的圣·克里斯平礁，那上面有一些暴露的珊瑚岩层，他们可以爬上去等待救援。问题是，就像艾伦·豪如此肯定地回忆的，达到任何一个安全岛都意味着要穿越一道深海沟，那儿以经常出没巨大的远洋动物——也就是指多齿鲨鱼和偶尔犯错的石斑鱼闻名。

从这儿开始疑团愈加复杂。他们消失了几天后，龙纳根夫妇的充气救生衣毫发无损地被冲上某块大陆的沙滩。为什么两个困在海里的人会脱掉救生衣，这是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还有，救生衣的完好无损说明他们没有被鲨鱼袭击。之前他们住凯恩斯背包族旅舍，当警察检查那儿的行李时，事情变得更让人迷惑。很显然，这对年轻文雅的美国夫妇没有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快乐。艾琳·龙纳根在她的日记中记录道，她的丈夫意志消沉，说过他想在戴水肺潜水时“了结一切”。(哇噢!)他提议带上她一起。(两个哇噢!)

这显然比表象要深奥得多。

阿伦终于出现了，看上去生气勃勃，吸着肚皮，让人想起杰夫·钱德勒在他某些晚期电影中的样子，用让人厌烦的热情聊着，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历，我是个多么过分的软骨头。他套上衬衫，倒在我旁边的椅子里，看上去十分快乐。然后他坐起来，夸张地拍着自己。

“这件衬衫是湿的。”他宣布。

“是吗？”我说，关心地皱起眉。

“它湿得能挤出水。”

我轻轻碰了碰它。“为什么？是，果然是的。”我同意地附和。

这些日子，整个昆士兰似乎都有人失踪。第二天报纸通篇报道，调查一个名叫丹尼尔·纽特的英国年轻背包客，差不多两年之前在苦难角失踪。纽特独自出发，徒步六小时去一个叫忧患山的地方，他老老实实填了要求丛林徒步旅行者填的安全表格，一旦回不来好给搜寻者提供便利。不幸的是，那天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没人收集，也没人核对安全表格。实际上，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中从没有人收集或核对安全表格。因此当纽特没能回来时，没人注意，也没人报警。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黛恩树某个背包客旅舍，尽管纽特丢下了一顶支着的帐篷，二十三天之内，旅舍的工作人员并没通知当局他失踪的情况。某个雇员告诉陪审团，“大家丢弃自己的帐篷，不打招呼便离开”是很正常的事。

可不管怎样，等到一场搜救行动终于被组织起来时，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纽特的尸体再也没被找到过。

这一切与第二天早上略有关联。阿伦和我开车去凯恩斯办一两件差事。一家运动服装店的橱窗吸引了他的眼球，我们走了进去。他离开试衣时，我和两个在那儿工作的中年女人愉快地聊天。我不知为何提到——不过是为了制造话题——凯恩斯最近总是有新闻。

“哦？”其中的一个女人微微有点冷淡地说。

“你知道，龙纳根事件，中国船上的人，还有那个在黛恩树失踪的可怜孩子。”

“哦，那些。”那位女士略带鄙视地说，“在南方他们总是把这些事夸大其实。”

她的同事用力地点着头：“一旦有机会让昆士兰看上去糟糕，他们就扑上去，就和飓风一样。那一周我去悉尼看我的姐妹，你晓得他们用无数页的文章报道吗？”

“哦，它是个不小的故事。”我指出。

“可如果是在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就不会这样报道。”

“哦？”

“不会。他们这么干是不想让人来这儿，你瞧。”

“你真这么觉得？”

“哦，是。他们不想让游客离开悉尼，想把他们留在那儿。因此说任何故事，让昆士兰看上去，你知道，危险或落后，他们歪曲事实，就是为了吓人。”

她们都诚恳地点头表示同意。

“在大堡礁的那对年轻夫妇也一样。那很明显是自杀，但他们把它说得完全不合情理——”

“完全不合情理。”

“因此他们能弄得好像去大堡礁并不安全。”

“那黛恩树的那个男孩呢？”我乍着胆子问。

“他们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死。”她用一种有可靠消息来源的语调说。

“可他失踪两年了。”

“是，可他在约克角到处被人瞧见。”

“到处。”她的朋友表示同意。

“对不起。你是说报纸错误地报道他的死亡，好让昆士兰看上去危险。”

“我只是说所有的事实都不确凿。”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抱起胳膊。她的搭档也一样。

于是我想：这比切开的蛇还疯狂。

碰巧，我们也要去黛恩树。在澳洲这一部分，那是能从柏油马路到的最北处，因此我们决定去瞧一瞧。到上午时，雨的迹象都没了，太阳露了出来——开始犹犹豫豫，但之后又饱含奢侈的热情。昆士兰变了样。突然我们身处夏威夷——热带山脉奔向耀眼的水面，连绵的海湾，由棕榈树守卫的无瑕沙滩，离海岬有一段距离并由岩石组成的绿色小岛。我们不时穿过阳光明媚的甘蔗园，远眺大分水岭陡峭的蓝色山脉。

在黛恩树停了车，到周围逛了逛。走到黛恩树河边，那儿，路和弗鲁克小姐都各自突然地消失。我们看不到任何有鳄鱼的迹象。之后我们回到车上，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朝着从黛恩树去苦难角的渡轮开。因为下雨渡轮关闭了一个星期，所以去那儿没什么意义，可我想至少从河的这一面看看苦难角，况且还有极小的可能性，我们能瞥见一条鳄鱼。没想到，渡轮在运行。在黛恩树时，还有人担保它依然关闭。

“昨天又开了。”渡船夫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们搭渡轮过了河，开始了穿越黛恩树国家公园二十英里去苦难角的旅途。路盘绕着，穿越巨大的山脉和无比美丽的雨林。终于到了湿热带雨林，我高兴极了。

黛恩树丛林为世界还是一整块大陆时期的残余，上面覆盖满了水汽蒙蒙的生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分裂，漂移到球体远处的角落，气候和环境戏剧性地变化，刺激了其他地方的生态变化，可黛恩树因为某些构造上的侥幸，逃脱了这一切。结果有了其他地方没生存下来的植物——植物的所有科。1972年，牛群在丛林低洼食草后，神秘地病死。那之后科学家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北部的雨林是多么古老和独特。那些母牛是被一种澳洲奇子树的种子毒死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奇子树被认为在一亿年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它在黛恩树活得很好，和那一门另外十一个成员一样，那是一种叫被子植物的原始植物门，而所有开花的植物都隶属于它。黛恩树国家公园就是这么个地方——黑暗，浓密，似乎属于某个遥远的纪元。在这片土地上，如果看见翼龙滑翔过树林，或伶盗龙在面前的路上疾跑，你也不会有多惊奇。

事实上，那儿有相当多奇特的生物。这是不多的几处能够指望看见鹤鸵的地方之一。它们看上去和鸸鹋很像，但脑袋上有一种叫盔的骨骼生长物，每只脚上有邪恶致命的利爪。它们跳起进攻，两只脚同时出击，好在这并不常发生。最后一次致命的袭击在1926年，一只鹤鸵猛攻一个玩弄自己的十六岁男孩，从他脑袋上跳过时划开了他的颈静脉。袭击这么少的原因是鹤鸵极为隐居，而现在，唉，也不剩几只了。幸存下来的不超过一千只。黛恩树也是著名的树袋鼠最后的家——就像它名字暗示的那样，是一种住在树上的袋鼠——可它比鹤鸵还要害羞，几乎从未被看见过。离学术界的中心这么远，密林的大部分仍然未被研究。比如，第一份鹤鸵的科学研究，大约十年前才开始。

终于，路在一处向阳的林中空地到了尽头，那儿不相称地，有一个外卖食物摊和一座电话亭。快被茂叶吞咽掉的是一处营地，旁边有个箭头指示牌，指向去海滩的路，是条穿越红树林的木板小路。走近时，看不见的小生物叮当落入沼泽的水面。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沙滩上。它太漂亮了——一大长条的软白沙点缀着漂木、棕榈叶和其他自然的杂物，竖立在一片非常明亮的蓝色海湾前。

这地方和煦清新，一定和两个世纪前詹姆斯·库克第一眼看见的一模一样。他叫它苦难角，因为正是在这儿离海岸大约十二里的地方，“奋进号”灾难性地撞上了珊瑚礁。船破了很大的洞，即将面临沉没的危险，但库克身边有个船员，曾在相似的海峡上，因为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海上堵漏”救过一艘船——通过扬一面帆绑住船的外部，拉紧以罩住窟窿。这是一种走投无路、不太可能的方法，不过它奇迹般地奏效了。

库克照料着船靠了岸，停在离我们几英里远的地方。在荣归故里之前，船员们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维修。如果“奋进号”沉了，库克没能回到家，历史当然会变得很不一样。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变成法国的——一个可怕的想法，退一步说——英国将相应调整它的殖民野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脱离影响。墨尔本可能现在站在非洲的平原上。悉尼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皇家殖民地的首府。谁能说得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的力量均衡将会以超越想象的方式改变。另外，我们几乎肯定能避免遇到比吉斯[10]，它就不会是场纯粹的灾难。

阿伦和我沿着海滩勘查了半个小时左右，走回有食品摊的林中空地，看了看去库克敦的路怎么走。在食品摊另一边，立刻变出了一条困难重重的岩石小路，陡峭地爬进葱翠的小山。看上去像某样哈里森·福特[11]在冒险片中会挣扎克服的玩意儿。我前一天才知道，就算是好天气，这小路也令人胆怯，因为它倾斜得非常危险，所以可能阿伦和我没有坚持是对的。无论如何，现在它已无法通过。

不过，以冒险的心态看，它确实十分有吸引力。库克敦，曾有过三万人口的金矿小镇，如今只有两百人，坐落在山脉另一侧七十五公里远的地方。它是澳大利亚东面最后一个小镇。它除了去澳洲最北端约克角六百公里路周围的原住民居住区之外，一无所有。我决定到此为止。

我转过身发现阿伦偷偷溜走了。一分钟后，在食品摊的方向他又出现了，带回两听可乐，递了一听给我。

“他们没有尿。”他说，我们都好好地笑了一会儿。

第十五章

于是我们去了“最顶端”，我们坐着上蹦下跳的飞机，穿越北海岸沿线一路颠簸的两个较小风暴，到了达尔文，取了另一辆租车——一辆时髦强大的丰田轿车，仿佛去爱丽斯泉的一千五百公里，它一次火箭般的发射便能搞定。我们管它叫“睾酮”。

北领地总有一种拓荒情绪。1998年末，常住居民被邀请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七个州，公民投票中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提法。他们似乎挺喜欢做局外人。结果是，五十二点三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面积大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在澳大利亚里，却又不完全属于它。这导致了某些异常状况。法律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在联邦选举中投票，包括北领地居民。可既然北领地不是一个州，它在议会中就没有议席。因此北领地的居民选举代表去堪培拉，参加议会会议(至少他们寄回家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实际却并不能投票或参与其中，或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中，北领地的公民同样被要求投票，但这投票实际上并不作数，不过是被放进某个抽屉里之类的。我觉得有点儿古怪，不过，就像我说的，人们似乎对这种安排挺满意。

个人而言，我觉得北领地居民不该被允许参与所有的全国性事务，除非他们在达尔文配备友好一点儿的酒店服务员。作为一种建立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似乎有点稀奇，但就是这样。达尔文的酒店从业者严重缺乏魅力，如果扣交某种公民自由权能让他们好好处理这一问题，那么老实说，我认为这代价不算过分。

找酒店时我们的麻烦开始了。我们订了一个四季边疆大酒店，但这地方似乎并不存在。旅行指南上提到有个最顶端边疆酒店，我在机场领到的传单上有个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另一张上有个四季最佳达尔文中心酒店。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开车四处逛，所有这些都远远地瞻仰过，像一对易怒的已婚夫妇那样平静地争吵。我们拦住了大约半打步行者，但没有人听说过四季边疆大酒店，除了有个人觉得它在向东两百公里的卡卡杜。我靠着一张又小又不完整的地图，指挥阿伦开过一连串的街道，结果总在步行街或装货间的死胡同终结，阿伦越来越恼怒。

“连一张简单的地图你都看不懂？”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说，像一个人想要享受幸福时光的需求未被满足，得来的却是硬纸箱和带轮子的垃圾桶。

“不。”我温和地回答，“我看不懂一张简单的地图。我能看懂一张好地图。可是，这张地图屁用没有，连屁用没有都不如。它是和你开车技术一样烂的印刷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最终我们停在海滨区一家巨大的酒店外，阿伦命令我进去，寻求专业的指导。前台小伙最近的薪水显然有一笔花在一大管发胶上，他背对我站着，用滑稽的段子把两个女同事逗乐。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啊嗨。”

他转过头，给了我一个“什么”的眼神，毫无热情。

“你能指给我去四季边疆大酒店的路吗？”我客气地问。

他开门见山地一口气说出一连串复杂的指示。达尔文全是奇怪的街名——加文纳、原、福尔士、柯纳奇——我已经跟不上了。在柜台上有一沓地图簿，我问他是否能在那上面指给我看。

“走的话太远了。”他轻蔑又有点儿古怪地说。

“我不想走。我有辆车。”

“那让你的司机带你去。”他冲那些女孩不以为然地转了转眼珠，接着继续他的故事。

我多么想要一把小枪，或一副工业用的火钳，好夹住那细脖子，把他的脑袋拉到我面前，让他更好地听见接下来的话。我说的是：“你觉得如果我有司机的话，还会来和你问路吗？是辆租车，你这卑鄙、让人讨厌、油头粉面的小赤佬。”我可能说的顺序不同，也可能根本没说，但肯定代表了我那一刻的情绪。

他阴沉地看着我，长叹一口气，找了支笔，迅速但含糊地在地图上勾出了路线，从地图簿上撕下，递过来，仿佛给了我一个什么也不能兑换的凭单。十分钟后，我们停在了一座酒店外，上面巨大的字母是，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我们已经几次经过它，可每次都被我信心满满地否定了。我大步地走进前门。

“这是四季边疆酒店吗？”我离得老远就开始喊。

柜台后的年轻女人抬起头眨了眨眼。“是。”她说。

“那么，”我走近了几大步，“你们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告诉大家？”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在楼的另一面它写着。”

“呃，没有。”

她赐予我一个空洞、世故、高人一等的微笑：“是的，它写了。”

“呃，没有。”

她在顾客关系的职业素养和年轻人的盲目自信间挣扎着，犹豫了一会儿，柔声说道：“写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告诉她：“别动。哪儿也别去。我要去瞧一瞧，然后回来，勒死某个人。说的就是你。”

我出去了，徘徊在大楼周围，像个发狂的建筑观察家，从每个角度和不同的距离检查它，对着阿伦竖起一只沉默的手指，他在驾驶座上困惑地看着我。我回到酒店，宣布道：“哪儿都没写‘四季’。”

她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写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不论叫什么名字，达尔文城市边疆酒店都极其荒谬，且让人失望。它标价过高，毫无魅力，地理位置毫不便利。我房间的电视是坏的，枕头像水泥砖，接待员让人恼火。这可不是我来尊敬和仰慕的澳大利亚。

在多次盲目试验，并进一步访问前台的年轻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去饭店酒吧，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下到地下室，穿过某个储藏区，离开大楼，直到看见一对不工作的自动滑门。从不让任何东西阻碍自己喝上晚间酒的阿伦，带着一股让人惊讶的热情，用力把它们拉开，我们挤了进去。出人意料地，酒吧里塞满粗鲁吵闹的醉汉，都是看上去危险的家伙——文身、长头发、床垫布般的胡须——完全不是那种你会在商务酒店酒吧中找到的顾客。

“像个他妈的ZZ Top[12]大会。”阿伦悄悄但精准地抱怨。

我们要了一两瓶啤酒，拘谨地坐在角落里，像两个在市中心公车站的老处女，看着人群中两个最壮的家伙打桌球，各自令人失望的一击——其他的也没好到哪里去——球棍一记重击打在什么金属坚硬的东西上：台球桌、椅子背、桌子上方摇摆的灯。还没打到人肉和骨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决定及时补救，去七楼的屋顶餐厅，以寻找一个更宁静祥和的环境。餐厅很大，有落地窗，给出一幅广阔达尔文的黄昏景象。屋内大约五十张餐桌中，最多三四张有人就餐，因此当女服务员表情完全惊恐地告知此刻没位子时，我们都很惊讶。

“可这儿简直连人都没有。”我指出。

“抱歉，可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活动。”仿佛为了强调情况的紧急，她立刻飞走了。

我们在吧台坐下，某个说不定是雇员的印度尼西亚开朗小伙不时经过，他替我们要了两瓶啤酒。又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在多次要求之后，我们终于要到了远处窗边的一张桌子。在那儿我们又坐了十多分钟，直到有服务员过来，在我俩面前各自掷了一口标准的赤土陶小花盆，里面是一小条烤面包。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面包。”她回答。

“但它在花盆里？”

她看了我一眼，我开始觉得那可以叫达尔文眼神，是那种正在说“是，所以……？”的表情。

“呃，难道不奇怪吗？”

她想了一会儿：“呃，有点吧，我猜。”

“我们之后的用餐还会用一样的园艺主题吗？”

她表情扭曲，看上去极度痛苦，仿佛正要将脸吸入后脑勺。

“什么？”

“主食是不是用手推车送来？”我助人为乐地详细解释着，“和沙拉一起上的是不是干草叉？”

“哦，不。只有面包是特别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在我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点些喝的或要个菜单之前，她便离开了，走前表示一旦有空便会回来，不过现在有点儿重要的活动。

于是接下来的夜晚极其反常，每次渴望吃的，或额外的饮料，或哪怕只是某个澳大利亚人的声音，我们必须离开座位，站在厨房门边，直到抓住某个出现的人。其他几个用餐者中也有人干同样的事。某次突袭中，我问了问一个拿着空啤酒杯的男人，他是否经常在这儿用餐。

“老婆喜欢这儿的景色。”他解释道。我们朝房间另一头看去，有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快活地向我们招了招手。

“服务有点儿慢，你不觉得？”

“简直无可救药，”他同意道，“显然他们在办什么活动。”

早上前台换了个人。“你住得愉快吗，先生？”他流利地问。

“少见的糟糕。”我回答。

“哦，好极了。”他咕哝着，收了我的卡。

“实际上，目前为止，我会说，住在这座玩意儿里的主要目的是，一定会让之后所有与服务有关的经历相比较而言耳目一新。”

他做了个深深欣赏的表情，仿佛在说“实在是夸奖”，然后出示账单要我签名。“呃，我们希望您会再度光临。”

“我宁可去树林里用木棍做肠道手术。”

他表情动摇了，然后停了很长一会儿。“好极了。”他又说，但显得并不肯定。

我们进城转了转。达尔文在热带雾气腾腾的心脏部位，在我看来必定有某种风格——白色带阳台的建筑、百叶窗、盆栽的棕榈树、懒洋洋的吊扇以及谄媚的男仆端来的高玻璃杯里的冷饮。男人穿白西装戴巴拿马帽，女人穿印花棉裙，人们在闷热的下午打打麻将，薛尼·格林史翠[13]和彼得·洛[14]在某个显眼的地方，看上去又热又诡诈。任何东西和这些简单的理想有出入，都会让我失望，而达尔文没有一条符合。说句公道话，这地方被毁过很多次——二战中被日本人反复轰炸，接着又遭受1974年特蕾西飓风的蹂躏——这就让它足够新了。这儿几乎没什么东西看上去和气候有关。我们可以是在卧龙岗[15]或本迪戈[16]或其他任何中等繁华的省会。唯一小小的当地特色是，似乎没人打算中规中矩。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留着胡子，有文身，醉鬼般拖着脚走，仿佛就只这一天，某个非常巨大的使命刚把所有人叫起床。另外，到处可见原住民，影子似的，鬼鬼祟祟，安静地坐在阳光充足的集市边角，仿佛在等候室里等待。当阿伦去银行取款机取钱时，我不知不觉走近三个原住民身边，两男一女，都眼神空洞。经过时，我冲他们点了点头，给了个礼貌日安的微笑。可明显失败了，连眼也没对上。仿佛他们身处异处，或我是透明的。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小咖啡馆里吃了早饭，是那儿唯一的客人，接着便开车去北领地博物艺术馆，因为我听说到那儿有个箱形水母展。我以为博物馆又小又灰尘弥漫，在找到并大致观察完箱形水母后不会久留，可实际上它非常时髦、现代，相当精彩。作为一个省府的博物馆，它大得罕见，塞满了仔细展出的有趣玩意儿。

展厅中有一块地方专门为特蕾西飓风所设，它依然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具毁灭性的自然事件。1974年圣诞前夜，它把整座城市吹走了。据记录的实况报道，大多数人没指望风暴来得有多大。一个较弱的飓风几周前刚刚经过，没带来什么重大损失，特蕾西飓风的前缘扫过城市，没留下任何即将特别残暴的迹象。大多数人当它是普通的夜晚，上了床。直到大约凌晨两点半，达尔文被暴风雨系的后端击中，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真的身处其中。等到风速抽动至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达尔文脆弱的热带房屋开始脱落部件，接着整个瓦解。大多数房子是战后一种叫D系列的纤维板之家，造起来又便宜又快，但无法承受真正的飓风。在夜晚结束之前，特蕾西吹散了九千个家，导致六十多人死亡。

主展厅之外，有个小小的暗室，里面你能听到那一晚某个罗马天主教牧师录的风暴录音。门上有个招牌警告说，从风暴中幸存的人们或许会觉得录音令人痛苦，在听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无聊的多虑。呃，让人意识到这样一场风暴能有多强大多可怕，这是个惊人的有效方法。录音以不同的风声开始，剧烈又明显只是开端——树枝敲打，门砰然作响——接着升起，再升起，直到成为一种连续的嚎叫，超自然地猛烈，金属屋顶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拧下，庞大的残骸在夜晚中致命飞过的声响。像当地人那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感受它，那种直接的效果难以言表。我竟然发现自己迅速躲闪，一旦周围有东西发出声响。等它结束以后，阿伦和我交换了一个震惊的、被耗尽的表情，用一种新的感悟继续展览的视觉部分。

外面的一堵墙上，一台电视无止境地放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原片，第二天早上醒来城市的样子——也就是，完全的毁灭。影片从一辆缓缓移动的汽车上拍摄，显示一条接一条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筑都被夷平了。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大多给了动物标本盒，说明了北领地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位置给了一只叫甜心的大鳄，有段时间它在澳大利亚名声很大。甜心——是公的，尽管名字女里女气——强烈地仇恨舷外发动机，曾经袭击了所有打扰它清静的船只。作为一只鳄鱼，罕见的是，它从未伤害任何人类，不过至少咬嚼过十五艘船和它们的马达，给渔民的午后带去某种出人意料的热闹。1979年，怕它对自己造成某些严重的伤害——它经常被螺旋桨猛击——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方决定将它移至某个安全点的地方。不幸的是捕获工作搞砸了，有根钢丝绳在水底卡住，甜心淹死了。因此甜心成了标本，在达尔文博物馆做展览，从此之后便用它极其可观的体积打动参观者：它展开有十七英尺长，活着的时候体重超过一千七百磅。

另一个箱子回答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想问的问题——他们到底怎样制作动物标本？我一直以为他们用锯末或旧袜子或什么东西塞进去。呃，通过一只小动物标本的横截面，我学到了，实际上一只裱好的标本是空的，内部空洞的结构由聚苯乙烯泡沫球和木钉构成。某个策展人愿意花时间展现这一面，让我感动亦感激。同样展出的还有许多蛇和爬行动物，其中许多相当凶残，那些阿伦都打量得尤其专注。

或许那博物馆最令人钦佩的特点是——我怀疑这真是北领地所特有的——它对外部世界的危险毫不含糊。大多数澳大利亚博物馆用心强调那些事未必会发生在你身上。达尔文博物馆用冷冰冰的事实和数字强调，如果真有事发生，你绝对会后悔。这在水生生物部分尤其明显，在这儿我们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只巨大的玻璃圆筒装了一朵经防腐加工的箱形水母，这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

它极不起眼——一个半透明的盒状泡泡，六到八英尺高，下面拖曳出几英尺长的线形触角。像所有的水母一样，它几乎是无脑的，但它的毒性让人难以置信。一只箱形水母触角所含的液体，足以杀死满满一房间的人，而它们只吃极小的磷虾——一种几乎不需要用暴力征服的生物。在澳大利亚神秘的生物界，从未有人知道，为什么水母能放射出这么夸张的毒性。

旁边展出的，是北领地多得惊人的其他危险海洋生物：五种黄貂鱼，两种蓝圈章鱼，三十种不同的海蛇，八种鸡心螺，还有那些不道德的石头鱼的常见品种——蝎子鱼、火鱼。太多其他可以列举，详述起来令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在浅水或岩石积水中，甚至是沙滩上发现的。我想知道，在澳大利亚北部有没有人能下水走一百英尺。海蛇尤其让人恐惧，它们有侵略性，还好管闲事。误入它们的领地，它们会过来瞧瞧你，不过是在你身体上摩擦，像要人爱抚的猫。它们是活着的脾气最好的生物。但如果你惹怒它们，使它们惊慌，它们便会用足够杀死三个成年人的毒液袭击你。那很恐怖。

在我们研究展览时，有个男人，瘦瘦的，留着达尔文式的胡子，和我们说日安，并问我们进行得如何。他介绍自己为菲尔·沃德斯拉德博士，是一个腔肠动物策展人。“水母和珊瑚。”他立刻补充道。看见我们坦白无知的表情。“我注意到你在记笔记。”他又补充说。

我告诉了他我对箱形水母的挚爱，问他是否亲自从事研究它们的工作。

“哦，当然。”

“那你如何不被蜇？”

“其实就是基本的防范。你穿潜水服，当然，还有橡胶手套，处理它们的时候极度小心，因为哪怕只是一小块触角留在了手套上，而你的皮肤不小心碰到——抹掉脸上的汗或扫走苍蝇之类程度的触碰——你都会被蜇得很惨，相信我。”

“你被蜇过吗？”

“有一次。我的手套滑了，某个触角碰了我这儿。”他给我们看了手腕柔软的下侧，上面有一个半英尺长的模糊伤疤。“不过是碰了我，可天哪，太他妈痛了。”

“感觉像什么？”我们一齐问道。

“能唯一与之相提并论的，是拿一支点着的香烟，贴住你的皮肤——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三十秒。就是那种感觉。干我这一行经常被不同的东西蜇，可我告诉你，我从未有过与此相同的感觉。”

“那量大一点儿感觉会如何？”我好奇道。

他一边想一边摇了摇头：“如果你试着想象可能存在的最可怕的痛，它会在那之上。你所要应对的这种巨大疼痛，远远超出大多数人曾经历过的任何体验。”

他做了个通常在科学家身上看不到的动作，打了个哆嗦，然后在铺张的面部毛发中露出一个欢快的微笑，欠了欠身，回到他的珊瑚中。

我们离开了博物馆向城外走去，穿过达尔文阳光明媚、井井有条的郊区，穿过整洁草坪上的白色平房，看到城市边缘有块牌子写着：“爱丽斯泉1479公里”。面前，沿着孤独的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路到爱丽斯泉，是近一千公里未开化的巨大空白。我们要去的是那大名鼎鼎、令人生畏，以危险热浪和骨白色阳光闻名的禁地。

公路——有时它叫轨道——几乎空无一人，但笔直，且保养良好。问十个在悉尼或墨尔本的人，从达尔文到爱丽斯泉是否铺了公路，多数人没有概念。事实上，它在其他内陆公路铺好之前就有了：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北部变为太平洋战役的主要集结地。如今它运送着少量但依然在增长的游客，一小撮本地交通工具，许多“公路列车”——长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多挂卡车，在澳大利亚最边远的居民点之间拉送货物。在两车道的高速路上，遇上一辆滚光的公路列车迎面全速开来，它想要自己车道的全部和你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绝对令人振奋——等你撞上它置换出的气体，接踵而至的是晃动肩膀的颠簸，极度狂躁的轴动，足够松动补牙，并清空口袋里的银币。红土粒、金属渣及飞石的野蛮重击，密实地扑面而来。灰尘散尽后，你会有种不自觉的口腔排放，吐出一颗已故的大鹅卵石，等车回到路面，重归自主，继续去爱丽斯泉时，一切又突然神奇地重归宁静平稳。

这一处唯一有生命的时刻是在二战，六十座小飞机场和三十五家医院，在达尔文到戴利沃特斯[17]的沿途建造起来，十万美国军队驻扎于此地。那些遗址依然有历史的标记，有一两次我们停车瞅了瞅。艾伦·穆尔黑德写《郎姆丛林》时经过此地，正是二战结束后十年，多数建筑依然树立。有时他会遇到被遗弃的飞机，成堆的军需品，在沙漠中静静地腐烂。我自然希望我们也能遇见，可如今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寂静、难以忍受的炎热和身处广阔虚无的感觉。

目光所及的任意方向，地表覆盖着三齿稃，那是一种硬脆的草，每一丛长得十分紧密，看上去青翠。它像每英亩可以养活一千头牛的土地。实际上，三齿稃毫无价值——显然是世界上唯一完全不可食用的草。从中穿行亦是难事，因为它裹着硅石的锋利针尖，轻擦便会脱落，附着在皮肤上，能产生小却恼人的疼痛。三齿稃间散布着松脂丛和成人大小的白蚁丘，站在沙漠中像史前的墓标，就这么多。

大约三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凯瑟琳——一座灰尘弥漫、无敌无害的小社区，四百英里内最应得此名的唯一城镇。越过它，景色明显更加贫瘠，交通不断变少，从还剩一点到几乎完全没有。高速公路的大半路程不过是一条紧绷的直线，连接遥远得不可想象的地平线，两侧风景是极端的空旷，被三齿稃、矮灌丛和月岩标点着，基本别无他物。天空蓝得极其鲜艳。

我们在无意识的沉默中开了可能有一个半小时，最终阿伦开了口。他说：“你有多少尿？”

“我有足够自己用的，多谢。干吗问这个？”

“只是发现我们快没油了。”

“当真？”我探过身子，以确认阿伦真的能够读懂汽油表。

“注意到的时间非常有趣，阿伦。”

“这玩意儿好像能吸油似的。”他答道，略微有点信心不足。“我们在哪儿？”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哪儿也不在，阿伦。”

“我是问离下一个小镇有多远。”

我看了看地图。“离下一个小镇，我们——”我又看了看，好确认，“哪儿也不在。”我用手指做了些测量，“似乎离地图上一个叫拉利马的小点儿有四十公里远。”

“那他们在拉利马有汽油吗？”

“我绝对希望如此。你觉得我们能撑到那儿吗？”

“我绝对他妈希望如此。”

我们突突地开进拉利马，用尽汽油的最后一滴蒸汽。那儿不过是个死气沉沉的小村庄，但它确实有个加油站。阿伦加油时，我走进去买了一批瓶装水和零嘴，以防未来有紧急情况。我们发誓从此以后一起不时地关注汽油表，不让它降到二分之一的标记之下，因为还有更多延绵的空旷等着我们。

不过，危机小小的擦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等到黄昏时分，车子驶进今天的目的地戴利沃特斯时，我们因胜利而欢欣鼓舞。戴利沃特斯——离达尔文三百七十英里，离爱丽斯泉五百七十英里——偏离斯图亚特高速公路一两英里，上到一条没铺柏油的旁路，越过一小块让这地方看上去更偏远的浅滩。倘若你要找的是一块典型的内陆，那么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地方了。它包括几座小房子，一家摇摇欲坠显然关了很久的杂货店，两个未连接在任何特定建筑上的加油泵，上面的招牌写着“内陆伺服”，还有一家实用的铁皮顶酒馆。剩下的只有热浪和灰尘。

我们在酒馆外停了车。它外面挂满了牌子。一个写着：“建于1893年，澳大利亚最老的持牌酒吧。”不远处另一块写着：“建于1930年，北领地最老的酒吧。”我们跨出汽车时，热气令人窒息。气温肯定快接近一百一十华氏度了。我在达尔文偶然得到的一本旅游手册上说，戴利沃特斯酒馆提供住宿。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我们离下一个城镇还有两百三十英里，途中除了一些零星的、不可靠的客栈，一无所有。而且，在内陆的傍晚开车很危险。黄昏正好是袋鼠出来蹦蹦跳跳的时候，它们以让两者都懊悔的频率，跳进过往车辆的路径中。卡车能将它们扫到一边，可小车会被弄得一塌糊涂，有时车里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们踏入阴暗的室内——说阴暗是因为外面的世界亮到让人痛苦，而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室外。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你好。”我对着吧台后的一张脸说，因为看不清，那是张乒乓球拍也说不定，“你有房间吗？”

“戴利沃特斯最好的，”球拍回答，“也是唯一的。”那轮廓说话时，在我眼前变形成一个爽朗汗湿，看上去微微有些疲惫的四五十岁的戴眼镜男人。他迅速打量着我们，表情微微有些怀疑。“你们要两间房，”他问，“还是同宿？”

“两间。”我立刻说。

这似乎使他满意。他在某个抽屉里翻找，出示了两把标签不匹配的钥匙。“这是个单人房，”他说，在我手心里放了把钥匙，“而这一间里有张双人床——万一你们中的一个今晚走运了。”他用微微好色的样子抬了抬眉毛。

“你觉得那有希望吗？”

“嘿，奇迹是有的。”

房间在酒馆旁的另一排楼里，十间左右，在走廊两边各自排开。我坚持让阿伦住双人房，因为他走运的可能性比我大得多。

“在这儿？”他假笑道。

“内陆有八千万只绵羊，阿伦。它们不可能都挑剔。”

我们分头去检查各自的房间。“基本”是跳进脑子的字眼。我的房间里面包括一张古老的床，一个用旧了的梳妆台，一只拉菲草编的垃圾篓。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照明物是一只光秃秃的黄灯泡，从屋顶吊下，但唯一的窗户上有只古老的空调，打开后剧烈地颤抖摇晃，不过好像确实能生成一丝冷气。浴室在走廊的尽头，里头是有锈渍的洗脸池，看上去传染性极强的淋浴间，碰一碰都有害健康。

我去找阿伦，他坐在床上呆呆地咧嘴笑。“进来!”他叫道。“进来。我想从迷你吧台上给你拿些喝的，可没有。找个椅子坐——哦，不!这儿没椅子。呃，请充分利用这只垃圾篓吧。”

“是有点儿太基本了。”我承认。

“基本？这他妈是间牢房。我想让你看看那灯，可它烧坏了。”

“肯定有人能替你换了。”

“不，不，不。我觉得在完全的黑暗中我能更好地思考。”他噘了噘嘴唇，“现在开始喝酒太早吗？”

我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四十五分。“有点，其实有样东西我想去瞧瞧。”

“吸引人的？在戴利沃特斯？能是什么呢？某个人在加油？半夜赶羊？”

“是棵树。”

“一棵树。当然是棵树。请带路。”

我们出去上了车，沿着一条炎热的土路开了一两英里。在路旁一片巨大、贫瘠的林中空地边缘，立着一块牌子，宣告我们已找到去斯图亚特大树的路。它是为了纪念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他说不定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探险家。作为最轻量级的苏格兰战士(他可能不到五英尺高)，斯图亚特领导了三次穿越腹地艰苦而卓绝的探险，最终死在路上。内陆的强光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至少有两次旅程，他很快便看见了重影——当选择穿越未知的荒野时，这种苦恼可能不是最有益的。(“那么，小伙子们，那两座一模一样的山峰，你们觉得该向哪座挺进？要我说，我们去左边那座在太阳下面的。”)基本上，他是双眼失明地完成旅途的。在他的第二次探险中，他因为坏血病跛了腿，似乎变得特别脆弱，身体成了“无法治愈的一大堆疮口”。他的某个副官记录道：“皮肤挂在嘴唇的屋顶下，舌头肿了，无法说话。”基本没了知觉，他在担架上度过最后的四百英里路，每一天同僚们将他从坐骑上抬下时，都以为他死了。可在回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月间，他又站了起来，再一次启程进入那苛刻的虚无。

他最后的尝试，是在1861年到1862年间，似乎注定要在失败中结束。他的马儿们因找不到水源而极其痛苦，人和牲畜都被一种带荆棘的灌木保瓦迪折磨。可在戴利沃特斯他们找到了一条可饮用的小河。它拯救了这次冒险。大家休整，补充水源，向前推进。在1862年7月，自阿德莱德出发九个月后，他们到了帝汶海，如此一来，他们首次找到了穿越大洲的实际路线。在十年内，一条电报线路从阿德莱德伸展到最后成为达尔文的地方，最终将澳大利亚和世界直接联系起来。

在戴利沃特斯找到小河的斯图亚特，欣喜地在一棵大枫香树上刻了一个“S”。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必须承认，这棵树没什么看头——一个十五英尺高的枫香树干，上面的树枝已被砍掉，死去已久。每本旅行指南都告诉你，那个“S”能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没找到。不过，能来到没几个澳大利亚人到过的名胜，让人挺高兴的。我们在那儿站着，一群桃红鹦鹉——一种吵吵闹闹的粉色鹦鹉——飞过来栖息在周围的树上。这一幕几乎完全没特色——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一轮宽大的落日，一棵参差不齐的枫香树，可是，它以一种毫不特别的方式，让我入了迷。不知为何，我爱这个地方。

我们瞻仰了好一会儿，接着阿伦转过身，用一种恭敬的口气问，现在是否可以去喝一杯。

“好，我们喝。”我说。

戴利沃特斯的名声，并没有随着斯图亚特和他伙伴们的短暂停留，起起落落。20世纪20年代，一对颇神秘的皮亚斯夫妇来到戴利沃特斯，用借来的二十英镑开了家店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干得不错。几年之内，他们有了一面店铺、一家酒店、一家酒馆、一座小飞机场。戴利沃特斯成了澳航及旧帝国航空，在早期去新加坡和伦敦的途中，从布里斯班到达尔文之间的中途停靠点。蒙巴顿夫人 [18]是酒店最早的住客之一。天晓得她在这儿怎么能待下去——不过我敢说，能落地已让她喜出望外。在早期，乘坐从伦敦来的商务航班，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包括四十二次补给停留，多达五次的换机，以及一趟穿越意大利的火车旅行，因为墨索里尼不允许任何航班经过意大利的领空。旅程要花十二天。航班要遭受季风、沙尘暴、机械故障、导航混乱，还有偶尔的胡乱射击——来自顽皮又不友善的贝都因人[19]。坠机发生得很频繁。

那一时期航空飞行的危险，恰好浓缩在哈罗德·C. 布林斯曼德的经历中，他是早期澳大利亚商务航运民航部门的主管。1931年，布林斯曼德在一架去伦敦的航班上(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是要证明现代航空乘客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机从印尼起飞时坠毁了。没人伤势严重，不过飞机报销了。不想等另一架替机飞进来，布林斯曼德登上了一架荷兰航空公司KLM的新飞机。这一航班在曼谷起飞时坠毁。这一次死了五个人，布林斯曼德深受重伤，再也没痊愈。他两年后去世。在此之前，该航班幸存的乘客坐上一架替机，继续去伦敦，但那架飞机在回来的路上坠毁。

戴利沃特斯宣称自己是澳大利亚最老的国际机场，尽管我怀疑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跑道也会做出相似的自夸。它曾是某些国际航线的停靠点，更经常用于昆士兰到西澳大利亚横跨全国的航线，这肯定是真的，所以它有点儿像个转折点。机场一直开到1947年。酒馆开于1938年，所以在内陆或北领地，它怎么说都不是最老的，不过肯定属于最特别的。

就像大多内陆酒馆一样，室内每一英寸的表面——墙壁、椽、木支柱——都覆盖着之前游客留下的纪念品：学生卡，驾照，许多国家折起来的货币，保险杠，不同警局和消防局的警徽，甚至一条慷慨的、花色引人注意的内裤，从椽上吊着，也许是钉在墙上的。剩下的部分简朴得恰到好处：一个巨大但基本的中央吧台，水泥地，光秃秃的铁皮顶，桌椅是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集合，一张用旧了的台球桌。在吧台，七八个男人穿着短裤、T恤、登山鞋、丛林帽，站着喝装在隔热泡沫架上以保持冰凉的斯酷啤——一种矮胖的瓶装啤酒。他们看上去都又热又灰头土脸。不过在戴利沃特斯，一切都又热又灰头土脸。酒馆的气氛用醉醺醺的闷热形容最合适。就算站着不动，汗也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滴。窗户上有纱窗，可大多数满目疮痍，破洞大开，所以苍蝇想进来就进来。等我蹒跚到吧台，酒保对我简单却友好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出空间方便我站着点单，不过他对我这个局外人没有特别的兴趣。显然，像纪念品所表明的那样，游客并不稀奇。

我要了两支斯酷啤，带着它们去阿伦那一桌。他坐在一条保险杠下面，是“我们他妈在哪里”旅行俱乐部留下的纪念。阿伦此时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欢乐。

“你喜欢这儿？”我说。

他带着一种无言的快乐摇了摇头：“喜欢。其实挺喜欢。”

“可我以为你讨厌它。”

“讨厌过。”他说，“不过我坐这儿看窗外的日落，很美——我是说真的相当令人震惊的美——然后转过身，看见酒吧里全是这些内陆怪人，我就想：‘哇噻，我喜欢这儿。’”他用最坦诚的疑惑看着我。“我喜欢。我真的喜欢。”

“我太高兴了。”

他喝干了他的啤酒，站起身。“你准备好再来一瓶没？”

如今轮到我迷惑。我开始觉得这么快地喝还太早，转念一下，去他的。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而这地方归根结底就是为喝酒而造的。

我喝干了我的，递了过去。“当然，”我说，“干吗不？”

呃，我不能假装自己记得许多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喝了大量的啤酒——大量的。我们吃和棒球手套一般大的牛排(说不定就是棒球手套)，用更多的啤酒把它们冲下肚。结识了许多朋友。我们周旋着，仿佛身处鸡尾酒会。我和农场主、剪羊毛的人，还有奶妈厨子聊天。遇见了环球旅行时的旅伴，和酒吧店主布鲁斯·卡特尔聊了会儿天，他说了为何自己来到这么一个孤单遥远之处开酒吧的复杂故事，而这知心话如今我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因此当然也无法记录。当夜晚慢慢过去，酒吧变得不可思议地拥挤热闹。所有人都来路不明，只知道至少有五十个欢快坚定的酒徒，藏在戴利沃特斯附近的灌木丛里，还有至少一样多的我们这样的旅客。至少有十四个人在台球桌上完胜于我。我替陌生人买酒。打了电话给老婆，表达了持久不变的忠诚。冲着任何对我讲故事的人傻笑，冲着任何方向放射出盲目的溺爱。我会和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衣服一件没脱地躺在铺盖之上，对于那个夜晚棒球手套之后的部分没有任何清楚的记忆，脑袋像被火车撞过。

我把手表贴近一只眼睛，发现已快十点后，呻吟不止。如果真的要去爱丽斯泉，那我们就迟了好几个小时。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浴室，草草地洗漱，然后迷迷糊糊地去了酒馆。阿伦抵墙而坐，闭着眼，一杯滴口未沾的黑咖啡在他面前冒着热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咖啡在哪里？”我用细成一条线的声音抱怨着。

他用一只软塌塌的手大概地指了指。在隔壁屋里，我找到了一壶热水，旁边是速溶咖啡、茶包、奶粉、冲热饮的糖。我在一只杯子里装了满满半杯速溶咖啡的粉，滴进几滴水，又去找阿伦。

我像个病人一样，虚弱地举起杯子，送进一点儿咖啡到嘴里。再嘬了一两口之后，我开始感觉稍好一点儿。阿伦，反倒惨不忍睹。

“我们多晚才睡？”我问。

“晚。”

“非常晚？”

“非常。”

“为什么你坐在那儿闭着眼睛？”

“因为我怕睁开了会流血至死。”

“我有否失态？”我仔细瞧了瞧房间，看自己的平角裤是否挂在某条椽上。

“我不记得有。你台球打得像屎。”

我毫不惊讶地点了点头。我经常用酒精来掩盖自己可怜的球技。一边让陌生人对他们的能力信心大涨，一边自己心甘情愿地买单。

“还有什么？”我问。

“明年暑假，你要和一家韩国人房屋互换。”

我若有所思地噘起嘴。“韩国还是朝鲜？”我问。

“不知道。”

“你编的，是不是？”

他俯过身，从我衬衫口袋里灵巧地抽出一张名片，端给我看。上面写着，“李孝浩，肉类批发商”之类，以及一个釜山的地址。在下面，是我自己的笔记，写着：“6.10—8.27。不着急。”

我把卡片折了一折，放进了烟灰缸。

“我想现在离开这儿。”我说。

他点点头，用意志力站起身，微微颤抖着去收拾他的东西。我犹豫了好一会儿，跟了过去。

十分钟后，我们在去爱丽斯泉的路上。

第十六章

有个故事值得琢磨。

在1860年4月，第二次穿越澳大利亚南北的英勇尝试中，约翰·麦克道沃·斯图亚特到了大陆中心几乎无水的地带，大致是今天戴利沃特斯和爱丽斯泉的中点。方圆一千英里一无所有，这地方正是“荒芜的极点”，斯图亚特探险的同伴欧内斯特·基莱某次精确地描述。他们生了病，衣衫褴褛，饿得半死，不过成为首次渗入大陆残酷核心的异乡人，让他们感到满足。

因此你可以想象斯图亚特的惊讶，在这灼热的虚无之地，他和他的队伍遇到了三个原住民，用共济会[20]的秘密手势和他们打招呼。斯图亚特在日记里没说那个手势是什么，但从他惊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那不太像是巧合。一两天之后，斯图亚特和他的伙伴沿着一条天然路线穿越平原时，发现了马的足迹。最终，又过了一段距离，探险者们搭起帐篷过夜，却来了一些瓦拉孟加部落的人。斯图亚特的队伍中有个叫W·P. 奥尔德的年轻人，他坐下把靴子脱了，揉自己疼痛的脚，这时有个瓦拉孟加人在他面前跪下。奥尔德正困惑时，这人又替奥尔德穿上了靴子，并小心却熟练地替他系好了鞋带，然后带着满足的笑容坐下。对于斯图亚特，这是个痛苦的证据，说明事实上，最早到达这个国家空白中心的白种人，并不是他和他的伙伴。那么谁在他们之前？没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概念。

我提到这个是想说明内陆是个古怪又深不可测的地方。所有那些给人以一种奇怪信念的空旷，并不单纯。这是个想让你死的环境，可面对最骇人的艰难，为了最微不足道的奖励，探险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冒险进入。有时，像斯图亚特发现的那样，他们甚至连姓名也没留下。无法再夸大澳大利亚内陆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19世纪的探险者，不只有难以形容的热浪，永远的缺水，还有上千种其他的不幸。一旦休息，便有刺蚂蚁云集在周围。有时还会被原住民用矛袭击。地表上布满荆棘的灌木，和无情的三齿稃，由于汗水和尘土，硅酸盐刺痕总会发炎。讲卫生根本不可能。牲畜经常发疯，或不愿再前进。欧内斯特·基莱在回忆录中记录，某次一天将尽，寻找水源失败之后，大家回到营地，他的马发狂地将鼻子放进营火中，妄想着能得到解脱。出于可怜，基莱从自己可怜的贮备中，给了这只受伤的动物一点儿喝的，可它还是死了。骆驼也几乎对付不了这种沙漠环境。在澳大利亚探险史《莱卡特之外》中，格伦·迈克拉伦提到，绿头苍蝇如何布满骆驼的伤口，在任意一处暴露的组织上产卵，很快就令人毛骨悚然地，出现成群蠕动的蛆。在一次探险中，一只骆驼伤口感染严重，被蛆虫“每日咬陷一品脱的肉”。最后这牲畜只能躺下，死掉。当一峰骆驼都不能搞定一片沙漠，你便知道自己找到了一处世界的险境。对于人类，也对于动物，几乎每一口气都是活地狱。

可一次又一次，探险者回到这儿。几乎19世纪的每次探险，以某种表面的实用目的开始——为一条电报找路线，寻找黄金，揭开某些隐藏宝藏的地带——但几乎无一例外，探险很快会被空旷吓傻。无法抗拒它的诱惑力，他们只能不断向前。

可能没人比欧内斯特·基莱更心甘情愿地，更反反复复地遭受困苦。在1874年，他和一个叫阿尔佛雷德·吉布森的同伴穿越西澳大利亚废弃地，在过程中吉布森的马死了。基莱把自己的坐骑给了吉布森，让他沿原路退回一百二十英里，回到一处叫麦凯勒堡的地方，再弄一匹马来。吉布森在空旷中迷了路，就此失踪(这地方现在叫作吉布森沙漠)。留下基莱一个人步行往回走，连着几日蹒跚地爬过让人筋疲力尽的沙丘，最后六十英里几乎滴水未沾。就在这让人绝望的时刻，被苍蝇折磨，饿得半死，他发现了一只日后让自己出名的小沙袋鼠。他进攻，生吞了它，毛、皮，一点儿不剩。

这些并不是特别的经历，你知道。进入内陆，等着你的就是这些。罗伯特·奥斯汀和他的人马，在西澳大利亚毫无特点的荒地中迷了路之后，就喝他们自己和马的尿，这没多吓人。许多人在沙漠中做了一样的事儿。当基莱发现并吞下那只小沙袋鼠时，他觉得自己无比幸运——不只是当时，许多年后依然如此。“那东西可口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满怀诚挚和显见的热情。斯图亚特和他的人马，亦有相同的美好记忆。一次，濒临饿死之际，他们发现了一群小野狗，一锅煮了。他写道：“它们可口极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反复将自己置于这种严峻的考验之下，这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在和吉布森的致命探险中，尽管经历了极端的艰辛，基莱几乎又立刻回到了让他上瘾的流浪。斯图亚特也一样，差不多持续了四年之久，他将自己扔在坚硬的内陆中，直到成功地穿越。尝试让他筋疲力尽，在撤回伦敦后，他不久便去世了。

不好说斯图亚特和基莱，谁经历了更大的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基莱得到了更少的回报。没有哪个探险家比他更不幸。他在沙漠中失去吉布森，在可怕的热浪中蹒跚了一百二十英里。就在同一年，基莱探险了尤拉腊[21]地区中部地带。一天他挣扎地爬上一座小高岗，面向了一片从未梦想会找到的景象。面前，无比庄严地矗立着地球上最非凡的独块巨石，那是如今被称作乌鲁鲁的伟大红色岩石。他急忙赶去阿德莱德汇报发现，却被告知就在早几天，一个叫威廉姆·克里斯蒂·戈斯的人偶尔发现了它，为纪念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已命名它为艾尔斯岩。

最终，老得不能再探险了，基莱在库尔加迪的金矿区做文书，1891年他在那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今天他几乎完全被遗忘，没有哪条高速路用了他的名字。

于是，勇敢刚强的舍尔温先生和我，在无尽的沙漠和热浪中继续向前。从戴利沃特斯向南走，风景中的植被愈加贫瘠，感觉愈加怪异，仿佛我们已离开了地球。土壤有一种发红的光泽，比起地球物质，更像是火星上的，阳光似乎有了双倍的强度，好像由一颗更近更大的太阳产生。就算在一条平滑的高速路上，在舒适的空调前，你并非一点儿也感受不到那些探险家所经历的一切。那种不适无法完全凭想象，但可以感受那种程度，它令人敬畏。

左边是几千平方英里虚无的茬地，叫巴克利台地，最终汇入的辛普森沙漠，也许是世上最难以忍受的牧场区。土地如此坚硬，牧场想要运行就必须幅员辽阔；它们中最大的，在一处叫安娜克里克的地方，大过比利时。右边，土地更加荒芜，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塔纳米沙漠，地狱般干旱，至今大部分土地依然未知。在我的地图上，到西澳大利亚边界的三百英里，没标明任何要点——哪怕一条干了的河床，一条老的土路。在那之外，几乎又是六百英里的凄凉。

就算沿着斯图亚特高速路，带着它承载生命的交通，在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之间五百五十多英里的路上，可夸耀的只有一座小镇。一块叫滕南特克里克的旧时金矿区，三四处聚居地，戴利沃特斯比之简直是大都市，大约每八十英里就有一座客栈，就这么些。我从未身处这样一种无限的空白中。终于一些小山在半途中冉冉升起：麦克唐奈尔山脉。非常偶然地——每小时一两次地——一辆公路列车会咆哮而过。一次，我们看见一辆逼近的汽车，司机明显因为环境的单调而昏昏欲睡，偏离了道路，沿着粗糙的路肩剧烈颠簸，开了大约两百英尺。等他靠近我们——可能被阿伦的鸣笛唤醒——司机被猛地一惊醒，突然转向，但过于剧烈，这辆车还是驶入了我们的车道，把我们吓得半死。太荒诞了：在一片大得难以形容的空白中，唯一两件移动的金属将要以相当大的气势撞在一起。那儿有一刻，被喇叭的嘟嘟声、静音的尖叫、大角度的急转瓜分了。在那最奇怪的一刻，时间停止了，我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无心的攻击者，惊呆了，像处在一张偷拍的照片中，用一种混合了困惑和抱歉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不该去想，这是所有人突然面临死亡时都会有的一刻。接着一切又是模糊的迅捷。两辆车相交却没有撞在一起——老天知道如何——我在座位上大转过身，看我们的对手在身后向远方迅速逃离，认真专注地守着他的车道。我看着，直到他成了一个小点快要消失，转身对着阿伦。

“呃，我不知道你。”他欢快地说，“但我准备去喝杯咖啡，换一下内裤。”

“计划得好。”我同意道，和他一起环视着，寻找一座孤独但迎宾的客栈。

穿越一大片空旷的好处是，遇上可以分散注意的任何东西——一切东西，就会变得过于兴奋。大下午我们瞧见了一块叫“魔鬼大理石”的路标，简单地对视后，我们沿着一条侧路开了约一英里，到了一处停车点。在那儿我们瞧见了相当绝妙的东西——巨大的花岗石堆，有的和房子一样大，乱七八糟地垛着，散布于很大的一块地方(按照布告牌上说的，有大约一千八百公顷)。每个人产生的联想都不一样：软心豆粒糖、面包卷、保龄球——不过它们非常巨大，经常栖息在细到难以置信的尖顶上。想象一块也许有三十英尺高、几乎是球状的卵石，立在略大于比方说一块窨井盖的底座上。无须说，四下里根本没有活物。将这些石头放在欧洲或北美的任何一个地方，它们会举世闻名。在每个家庭的影集里都会有一张照片，母亲和孩子们在这些绝妙卵石的背景前进行着野餐。但在这儿，它们是被忘却的奇观，在路边无尽无名处的中间。我们在周围徘徊了约半个小时，惊异于这人迹罕至的宝地，这些许岩石，自豪于自己的幸运和明智的停留，带着欢欣鼓舞的满足回到路上。

离开戴利沃特斯十个小时和九百零三英里之后，口干舌燥、布满灰尘的我们到了爱丽斯泉。尺一般直的网格路，在麦克唐奈尔山脉边的平原上，像巨大的直升机停机坪。因它恰好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爱丽斯泉应该算个奇迹——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镇，有百货公司、学校，有名字的街道——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某种廷巴克图[22]的相对面，一处因不可接近而撩人的地方。在1954年，艾伦·穆尔黑德经过此地时，爱丽斯泉与外部世界唯一定期的联系，是一周一次从阿德莱德来的火车。它周六晚上到，是小镇生活中最大的事。它带来了邮件、报纸、影院上的新片、被期待已久的备件，还有其他当地弄不着的东西。整个小镇万人空巷，都来瞧瞧火车载来些什么人、什么货。

在那些日子，爱丽斯泉有四千人口，几乎没有任何游客。今天它是一座繁荣的小城，有两万五千人口，到处是游客——每年三十五万人次——这当然就是问题的全部。如今你可以从阿德莱德过来，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从墨尔本和悉尼飞的话三小时不到。你可以要一杯拿铁咖啡，或买些猫眼石，爬上一辆旅游大巴，沿着高速路去乌鲁鲁。这小镇不仅变得通达，它成了一个目的地，满是汽车旅馆、酒店、会议中心、野营地，以及到了那儿一刻也无法假装自己收获特别的沙漠度假村。真是疯狂。一个曾经因偏僻而著名的社区，如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旅客，来看它是多么不再偏僻。

几乎所有的旅行指南和旅游文章都多少有一些小心的比喻，爱丽斯泉保留了一些无法复制的内陆魅力——某些你必须亲身经历的、远离一切的特质——可实际上它是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实际上，它是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进入小镇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单排商业区、汽车卖场、麦当劳肯德基、银行，还有加油站。只有零散的几个原住民在干了的托德河河床漫步，稍有些异国情调。我们在市中心边缘低调的汽车旅馆要了房间。我的房间有个阳台，可以看落日照进沙地，擦亮更远处麦克唐奈尔山脉的金色山坡——或至少我可以瞅瞅马路对面，更直接的、拓展开的卡马特购物中心。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两百多万平方英里中，我不觉得还有比这更不幸的毗邻。

阿伦显然有一样的想法，半个小时后当我们在外面相见，他瞪着同一处景象。“我不敢相信我们开了一千英里，就是为了找个卡马特。”他说，看着我，“你们美国佬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你知道。”

我开始噼噼啪啪地反对，不过能说什么呢？他说得对。确实怪我们。我们创造了一种零售业的哲学，毫无美感，也无法抗拒。现在我们把这些地方装箱，运进世界偏僻的角落。目光所及，在爱丽斯泉，几乎每一样显眼的使人懊恼的东西，都是美国企业的产物，来自那些不知道自己正让一座内陆小镇的特殊性通通流走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并不会这么看问题。说到这儿，我敢说，爱丽斯泉的大多数购物者也不会，他们无疑会开心于停车不要钱，在玛莎·史都华[23]手巾和浴帘里发现裂缝。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悲伤又奇妙的时代。

我们在镇中心溜达，找个地方吃饭。爱丽斯泉商业中心区极其紧凑，花很少时间，便能逛完它餐饮和娱乐的大多数可能性。当意识到相同的街道已走了两遍时，我们做出的补救是，默认地走进早几分钟前，从另一方向过来时经过的一家中餐馆。里面几乎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等待食物时，阿伦苛刻地盯着畜群的墙纸，花哨的装置，仿佛单单这个就可以解释爱丽斯泉令人失望的贫乏。有一阵子，他好像甚至盯着背景音乐看。“那么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他最后问道。

“呃，我们明天在这儿。然后去乌鲁鲁。然后回到这儿待一天。然后你飞回英国。”

他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么要在这儿一共待两天？”

“是呀。”

“在爱丽斯泉有什么可以干两天的？”

“很多，事实上。”我鼓励道，掏出一本从旅店行李架上拿的小册子，翻了翻，“有爱丽斯泉沙漠公园，首先。”

他歪了歪脑袋：“那是什么？”

“是个自然保护区，他们仔细地重造了一片沙漠环境。”

“在沙漠中？”

“是的。”

“它们在沙漠中重造了一片沙漠？我领悟得对吗？”

“对。”

“然后你要掏钱去看？”

“是的。”

他沉思地点着头：“还有什么？”

我翻了一页：“麦加枣园。”

“是？”

“一个种枣的花园。”

“这个他们也收钱？”

“我猜是。”

“就这样了还是有别的？”

“哦，还有好多。”我说了许多其他吸引人的——老的电报站、边疆骆驼农场、老前辈民俗博物馆、道路交通名人堂、旷房、霍恩斯比堡酒厂、星光声剧院、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

阿伦专注地听着，有时要求少许更详尽的阐述，将所有这些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们去乌鲁鲁吧。”

我想了一会儿。“对，好。”我说。

因此清晨我们早早地起床，出发去非凡的乌鲁鲁。爱丽斯泉可以等。

乌鲁鲁和爱丽斯泉在大众的想象中，纠缠不清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它们大差不差。实际上，从一处到另一处，要横跨一大片差不多三百英里的平凡土地。乌鲁鲁的荣耀来自它独自竖立在一片无限的空旷之中，但这意味着你必须是真的想去看它——这不是某些在去海滩的路上可经过的东西。当然，它理应如此。可同样，当刚刚完成一千英里贫瘠空无的路程，你不会真的需要再用五小时证明自己的印象，澳大利亚中心的大部分，是一片空白。

在20世纪50年代，乌鲁鲁对所有人都是难以接近的，除了最勇于献身的观光客。直到60年代末期，年客流量也没超过一万人。今天乌鲁鲁平均每十天就有那么多人。它甚至有自己的机场，还有迅速成长起来为之服务、叫作尤拉腊的度假村。当度假村人满为患时，它就是北领地的第三大社区。尤拉腊离岩石本身有大约十二英里，这是个谨慎而恭敬的距离。所以我们先去那儿要了房间。它主要由一条懒散的环路组成，塞进一系列停留处，从露营地、青年旅舍，到最奢侈豪华的度假酒店。

没什么好做的，我们将五小时驾驶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制订一个逗留计划。最终决定，在下午，用一种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方式，研究石头，然后剩下的时间，打发在酒店游泳池里，凉爽一把，在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落日用著名的红色光辉吞下岩石；在沙漠里稍稍溜达，伸展腿脚，找野狗、沙袋鼠、袋鼠；最后在群星闪烁的夜空下来一顿优雅且高质量的晚餐。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两天半里，开了一千三百英里。如果有人有资格来点沙漠的娱乐休闲，那便是我们。因此下了高速路，进入娇生惯养的尤拉腊区域时，我们兴奋极了。

先去了听上去价格适中的内陆先锋酒店，貌似有和马车轮那么大的水晶吊灯，和给戴棒球帽的人们吃到饱的自助餐。事实上，到了便发现它非常大，显然很不错，却出乎意料地繁忙。行李堆从门口的两辆大巴上往下卸，到处是人，几乎都是白发梨形，站在那儿眯着眼，或摆弄着相机摄像机。阿伦在前门丢下我，我小跑进去，询问价格。大厅鼎沸的嘈杂声吓了我一跳。那天是淡季某个工作日，午后刚过，这地方却像马戏团一样。登记处让人想到一艘沉没游轮的征召站。我问了接待处的某个人，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和我一起思量着这片讨厌的混乱，“一直都是这样。”

“真的？”我问，“连淡季也是？”

“这儿现在没有淡季了。”

“这儿有房间吗，你知不知道？”

“恐怕没有，只有沙漠花园还有房间了。”

我谢了他，赶回车里。

“有问题？”我爬进去时阿伦问。

“甜品没几样选择。”我说，不想让他担心，“让我们去沙漠花园酒店看看，好很多。”

沙漠花园比内陆先锋要铺张得多，好在人少了许多。只有一个人，七十岁左右，站在我和登记处之间。我到时正好听见接待员对他说：“每晚三百五十三澳元。”

我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们要了。”那人用美国口音说道，“多大？”

“您说什么？”

“房间多大？”

接待员看上去吃了一惊：“呃，我不清楚具体面积，中等大小。”

“那是什么意思？‘中等大小’。”

“面积够大，先生。您要看看房间吗？”

“不，我要登记，”那人不耐烦地说，仿佛接待员在不必要地耽搁他，“我们要去岩石那儿。”

“好得很，先生。”

他登记时问了上百万个附属问题。岩石具体在哪里？去那儿要用多久？酒店里是不是有个鸡尾酒廊？那到底在哪儿？晚餐几点供应？在餐厅是否可以看见岩石？游泳池在哪儿？穿过哪些门？哪些门？电梯在哪里？——在哪里？哪里？

我闷闷不乐地看着我的手表。快两点了，我们连房间都还没有。时间飞逝。

“那么这岩石，好不好？”那人欲意轻浮地问。

“您说什么，先生？”

“那岩石，值得跑这么大老远吗？”

“呃，作为石头来说，先生，我觉得您可以称它为一流的。”

“是，它最好是。”那人略带威胁地说。

接着他的老婆也加入进来，让我诧异的是，她也开始问问题。有没有理发店？开到几点？哪儿可以寄明信片？礼品店接收旅行支票吗？这些是美元旅行支票，还行吗？寄到美国的邮票多少钱？房间里有熨斗和烫衣板吗？你说礼品店在哪里？那么我的脑子呢？你有看见它在哪儿吗？它差不多和一小粒胡桃那么大，从没被用过。

他们终于拖着脚步离开了，接待员转向了我。带着遗憾的腔调，他通知我前面的那位绅士要了最后一间房。“在青年旅舍，可能集体寝室还有空床位。”他说，让这无比恼人的建议晾了一会儿，“要我帮您查查吗？”

“好的，劳驾。”我喃喃道。

他查阅了一下电脑，看上去相当沮丧。“没了。恐怕连那个现在也满员了。我很抱歉。”

我谢了他，走出去。阿伦靠在车上，带着希望的表情，他看见我之后，变了脸。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看上去很受打击。

“那就没法游泳了？”

我点点头。

“不能在阳台上喝葡萄酒了？没有岩石上的日落？没有带柔软枕头的漂亮房间？没有赠送的松软浴袍，叮当作响的迷你吧台？”

“反正那浴袍永远也不合身，阿伦。”

“那根本无所谓。”他坦率地看了我一眼以纠正，“没了这些东西，我们要……”

“开回爱丽斯泉。”

他在接受这一想法时，眼神呆滞地凝视着更广阔的世界。“呃，”他最后说，“我猜我们最好去瞧瞧这块该死的石头，值不值来回六百英里地跑一趟。”

值得。

乌鲁鲁的特点就是，等你最终到了那儿，已有点腻味。就算离它还有一千英里，没有哪一天在澳大利亚，你不会看上它个四五六次——明信片，旅行社的海报，纪念图册的封面——你离岩石越近，曝光的频率越高。因此，当你开进公园入口，购买被强烈推销给每个人的15澳元一张的门票，沿着引道转弯，你意识到已开了一千三百英里，来看这块巨大呆滞的面包状的玩意儿，而你在摄影的描绘中已看过一千次。结果，接近这块大名鼎鼎的独石时，你的心情拘束，无所期待——甚至有点儿悲观。

接着看见它，你立刻大吃一惊。在一片醒目难忘的空旷之中，矗立着一个格外雄伟壮观的隆起，1150英尺高，1.5英里长，没有照片令你想的那么红，其他任何一方面都比你能够猜想的更可观。后来我和许多人讨论过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来到乌鲁鲁时有点厌倦，离开时却带着一种说也说不清楚的激动。倒不是乌鲁鲁比想象中的更大，形状更完美，或和脑海中的印象有出入。它完全是你预期中的样子。你知道这块岩石。你知道它，与日历和纪念册的封面无关。你对这块岩石的了解，植根于某些更自然的东西。

以一种你不理解也无法清楚表达的奇怪方式，你感觉与它相识相知——一种陌生层面上的熟悉。在你长期休眠的原始记忆碎片深处，某个被切断的DNA小尾巴，抽搐搅动起来。这一运动太微弱，以至于无法理解无法阐述，但不知怎么你肯定这种巨大的、静坐的、被催眠的存在，在物种的层面——哪怕只是蝌蚪那样的程度——对你有一种重要性，不知怎的，你来到这儿不仅仅是偶然。

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我只是说，你的感觉如此。另一个猛然意识到的念头是——反正我想到了——乌鲁鲁不只是一块非常辉煌宏大的独石，且是极度与众不同的一块。不仅如此，它是极度容易辨识的一块——很可能是地球上最容易辨识的自然物。我并不是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思，可如果你是一个星际间的旅行者，在我们的太阳系发生了故障，对援救者的指示显然会是：“去第三个星球，环绕飞行，直到你看见那块大红石头。你不会找不到。”如果哪一天在地球上，他们挖出一艘十五万年前从佐格星系来的飞船，它会在这儿。我不是指望这会发生，一点儿也没这意思。我只是在留心，如果要寻找一艘远古的恒星飞船，我会从这儿开始挖。

阿伦，我注意到，似乎也被打动。“诡异，不是吗？”他问。

“哪里？”

“我不知道。只是看着它。我是说，感觉就诡异。”

我点了点头。确实感觉诡异。除了最初的惊讶，那种无法解释清楚的相识之外，乌鲁鲁确实，不论你从哪一面靠近，非常可观。你看不够，你不想不看。你离得越近，它变得越有趣。它比你想象中的多凹痕，形状没那么规则。每近一两百码的距离，就多出一些曲线、草皮、波浪般的罗纹，每一类都更不规则。你发现能打发相当多的时间——可能多到令人担忧，可能是“卖掉你的房子搬到这儿住在帐篷里”那样多的时间——只是看着那块岩石，从多种角度观赏，永远也不会厌烦。你能预见自己扎一个银色的马尾辫，光着脚，穿着叮当作响、松松垮垮的衣服，和年轻许多的旅客待在一起，告诉他们：“神奇的是每天它都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它从不是同一块石头。是的，我的朋友——去那儿你把手指放在上面。真了不起，令人敬畏。嘿，你有酒吗，或有多余的零钱吗？”

我们在好几处停车下去走了走，包括那个能向上爬的地方。上去要花很大的力气，好几个小时，我们便顺理成章地不去考虑，反正那条路下午不开放。很多人在那块岩石上倒下，死掉，所以天气实在热时，他们便不让攀登者上去，那天就是如此。就连不是很热的时候，许多人因为打闹或拐错弯，惹上麻烦。就在前一天，有个加拿大人到了某处上不去下不来的峭壁，只能等人来救援。从1985年起，这块岩石的所有权又重归当地的原住民——皮坚加加拉和亚昆加加拉，而他们非常不喜欢游客(他们称之为minga，也就是蚂蚁)在上面乱爬。个人而言，我不怪他们。对他们来说，这是圣地。老实讲，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

我们在游客中心停下来喝了杯咖啡，观赏着陈列品，它们全都在解释着黄金时代——原住民传统概念中地球如何形成和运作，可完全没有历史或地理上的教育意义，这很让人失望，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乌鲁鲁会在这儿。怎么把天下最大的一块岩石弄到一块空荡荡的平原中央？结果(后来我在某本书中查到)乌鲁鲁在地理上叫作岛山：一大块耐风化的岩石留在那儿，而周围的一切都被侵蚀了。岛山并没有那么不寻常——“魔鬼大理石”是一些小型岛山的集合——可地球上别无他处，有一块岩石被丢在这么戏剧而孤独的壮丽中，呈现这样一种讨人爱的平整匀称。它有一亿年的历史了。去那儿吧，伙计。

之后在回到孤独的高速路前，我们绕着岩石开了最后一圈。我们在那地方只待了不到两小时，显然远远不够。坐在车座上，转身看它在我们身后的背景里缩小，我意识到时间是永远也不会够的，这想法让我稍稍安慰了些。

不管怎么说，我还会回来的。毋庸置疑，且下次我会带个非常好的金属探测仪。

第十七章

一路开回爱丽斯泉。为了弥补在乌鲁鲁的挫折，我们决定去一座爱丽斯泉边远的高档度假酒店，管他多少钱。驶入绿洲一般壮美的红色中心度假村，我们发现它比之前一晚小镇中心的贝斯特韦斯特每晚要便宜二十澳元——想象一下我们的惊讶和喜悦。我们立刻同意，单凭这一点，几乎就值得开六百英里。

红色中心实际是一座非常大的汽车旅馆，有一些景观美化，不过它非常好客，中间有个带平台，靠着酒吧和餐馆的游泳池。无须说，到达三十秒后，那便是能找到我们的地方。那儿友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吃晚饭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们也许可以草草地弄点牛排包之类的。我们说，给什么我们都会感激不尽，特别是如果和酒一起上。于是两人挑了一张泳池边的桌子，坐下来看水面平静的微光，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下品尝着可爱温暖又有益身心的沙漠空气。

突然间生活似乎挺美好。一路的驾驶如今已在脑后。我们看见了乌鲁鲁——也许太简短，不过已足够欣赏它的奇观。这儿在红色中心，我们似乎已化险为夷。

阿伦宣布，他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天，要躺在泳池边的浴床上度过，读读低俗小说，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太浅薄了你。”我说。

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这一批评。

“那你不去看看沙漠公园了？”我问。

“不。也不去看电报站，也不去沙丘名人堂，也不去无花果农场……”

“是枣园。”

他停顿了一会儿代表认错：“别的地方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游泳池边，虚无懒散地过一天。你呢？”

“我当然要去看那些景点。”

“呃，那我之后再见你，你可以好好和我说说，肯定是各种烦死人的无聊细节。”

“保证会。”

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从房间里出来，穿了一身干净的夏服，攥了一本螺旋线里插了笔的本子，带着一股尽职的姿态，去看看爱丽斯泉到底有些什么。我先去了电报站，在小镇外一英里左右一小块阳光明媚的高地上。早年间，爱丽斯泉是中继站，达尔文和阿德莱德间十二个中的一个，让信号在穿越整个国家的途中得以增强。那一定是个凄凉又乏味的存在，困在令人窒息的无人之处，无止境地敲出二手消息，与之有关的人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不会认识，他们生活在你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站外是芦苇丛生的水塘，爱丽斯泉因此得名。这里的爱丽斯是阿德莱德电报主任的妻子，最初只有电报站叫作爱丽斯泉。山谷里慢慢发展起来的小镇叫作斯图亚特，以纪念那名探险家。出于某些原因，大家觉得过于混乱，在1933年，整个地方被称为爱丽斯泉。因此内陆最著名的城镇，是以一个与之无关的女人命名，据我所知，她根本没见过它。

这完成之后，我在待办事项里“电报站”旁打了个钩，继续开车去爱丽斯泉沙漠公园。老实说我的期望并不高，可实际上它好极了。它归北领地公园和野生物委员会掌管。他们所做的是在很大一片区域，重塑了三个主要的沙漠环境——一个非常干旱，一个有一点儿潮湿，另一个通常干燥但偶尔会被山洪淹没。单单这个就提供了有价值的一课——它让你知道沙漠，以它们自己安静枯燥的方式，和其他环境一样，有不同的种类——我也很高兴地发现不同的灌木丛，还有其他植物，被一一列出解释。“啊，原来那是袋鼠爪花。呃，我以前可不知道。让我们看看三齿稃是否有基莱说的那么疼。为什么，是的，果然疼!”能够说这些让人挺高兴。

不时散布其间的是巨大的人能走进去的笼子，里面有鸟类和其他沙漠小动物——袋狸，尾巴像灌木的负鼠，如此等等——标签上详细写了它们的习性。这里面最妙的是一座大的夜行馆，各种夜行动物在连续不断的夜间实景模拟中，潜行，跳跃，呼吸着空气。展区的光线弱到能让人撞上墙壁或玻璃板，但当眼睛慢慢调整过来，我能够令人惊奇地分辨出，小的有袋动物的不同种类——长鼻袋鼠、袋貂、兔耳袋狸、袋食蚁兽、袋鼬，还有更多。

澳大利亚研究起来不容易，因为它地形广阔、贫瘠，又困难重重，还因可怜的人口基数产生了相对较少的科学家，无法涵盖大部分土地。另外，还因里面的动物通常都特别小、狡猾，活动在夜间，有时还很神秘，甚至到现在也没人真知道那儿有什么。任何澳大利亚野生生物的名单，都有趣地夹杂着一定的内容，比如“可能已绝种”或“被认为快要绝种”或“可能在某些边远地区能够生存”。我认为，在荒漠树袋鼠不确定的命运上，这困难表现得很明显。有关这一有趣生物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来自两个人。第一个是19世纪一位叫约翰·古尔德的自然学家，他在1843年研究并描述了这种动物。据他的说法，它有袋鼠的形状和习惯，却只有兔子大小。特别厉害的是，它能在相当长的距离里非常快地移动。然而，自从最初的报告之后，荒漠树袋鼠就再也没被看到过，直到赫德利·赫伯特·芬利森的再次发现。

芬利森是个职业化学家，却将大半辈子都花在寻找稀有的当地动物上。1931年，他骑马领导了一次深入内陆的探险，去斯图特石沙漠，那里四季都像一个火炉。到了之后，芬利森惊讶地发现了小荒漠树袋鼠，根本谈不上濒临灭绝或可能已完全消失，而是既看得见又明显生机盎然。这动物的速度和耐力跟古尔德描述的一样。有一次芬利森和他的同事们骑在马背上追荒漠袋鼠，在白日烧灼的热浪中跑了十二英里没有停，其间累垮了三匹马。同等条件下，荒漠袋鼠很可能是动物王国产生的最厉害的跑步者(实际上，应该说是跳跃者)。回到社会中，芬利森报告了他令人兴奋的发现，各处的自然学家和动物学家尽职地修正了他们的文本，证明荒漠袋鼠的重新发现。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芬利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险。1935年，芬利森再次回来时，却陷入窘境——就像你能想到的，那荒漠袋鼠悄悄地消失了，和1843年古尔德唯一的一次观察后一样彻底。它再也没被看见过。

在澳大利亚动物群的编年史里，满是这种令人惊奇的故事——动物一刻在那儿，下一刻又消失了。这现象近期的受害者是一种叫胃育蛙的青蛙。它出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至于都没来得及取个通俗的名字。胃育蛙特别在(几乎不用说也会知道有点儿什么)它通过嘴巴分娩并哺育后代——这在澳大利亚自然界之内或之外，都史无前例。生物学家在1973年发现胃育蛙，但它在1981年就消失了，被收入“可能灭绝”之列。

不过，我最爱的动物消失的故事，发生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它关系到一名叫杰拉德·格拉福特的19世纪自然学家，他在1857年抓到两只非常罕见的豚足袋狸。对于科学家和袋狸都不幸的是，格拉福特之后很快饿了，吃了它们。而它们，据大家所知，属于这一物种里仅剩的最后几只，当然这之后豚足袋狸再也没有被发现过。格拉福特，顺便提一句，后来做了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被发现通过卖色情明信片捞外快，因此被要求另谋他职。我肯定这有点儿教育意义。

从沙漠公园出发，我去了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那儿有个无聊安静的展览，是一个出生在赫曼斯堡特使区(爱丽斯泉外的一个原住民保护区)的男人耗其一生研究原住民的成果。他收集了一大批宗教的手工艺品，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不允许被未被接纳入会的人看见，因此不能被展出。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见的是许多赫曼斯堡生活及西奥多·斯特雷洛生活工作细节的老照片，比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要多很多。

不过，我往车上走时，注意到一家小的航空博物馆，在隔壁一座老飞机库里。奇怪的是，没人卖票，不过门是开着的，因此我走进去看了看。博物馆老引擎的种类和墙上发黄的照片，和想象中差不多，但另一座楼里有些我不知道居然还存在且从未想过会看见的东西。我看过的旅行指南没有一本关注过它，就连当地的旅游文学也没暗示过它的存在。但在1929年那让人烦躁的几天中，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广受欢迎的东西——而那么多地方，它却在爱丽斯泉的一家小航空博物馆里。我指的是一架被称为“笑翠鸟”的轻型飞机剩余部分，它在寻找一个失踪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时坠落沙漠。

金斯福德·史密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飞行员，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他保持的纪录比其他人都多，应付了各种极其大胆的挑战。查尔斯·林白历史性地独自横跨大西洋，一年后金斯福德·史密斯第一个横跨太平洋——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不只是因为距离更远，还因为飞行条件更加困难，远没有那么好掌握。他尝试横跨太平洋时，距离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飞进夏威夷，只有十个月之久。而这十个月前的比赛由一个夏威夷的菠萝大王赞助，比赛夺走了十个飞行员的生命。因此到了1928年，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旧金山出发，朝着布里斯班行进，中途停靠火奴鲁鲁和斐济的苏瓦。这任务普遍被认为既不可能又疯狂，差点儿真是这样。离开夏威夷六百英里，金斯福德·史密斯飞进了一条气象活跃带，被称为热带辐合区——一块乌云翻滚、暴风骤雨、风大到能把胡子吹掉的广阔区域。当他的小飞机开始像某种弹力玩具一样上下跳动时，金斯福德·史密斯不知会发生什么，或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没有哪个飞行员以前曾飞进这样的天气中。

请注意，这是在一架脆弱的、云杉框架、布面的20世纪20年代的佛克飞机中，设计基本到连座位都没有固定住。连着几个小时，金斯福德·史密斯挣扎着让飞机平稳不散架。等最终它弹入晴朗的空中，他和他的人马发现燃油快没了，又面临找不到斐济的危险——在无尽的大海上只有一小点，在引擎停转，他们落入大海之前。这个再加上上百个其他惊恐的危机，金斯福德·史密斯都用胆识、技巧、决心、智慧一一解决。横跨太平洋可能是航空史上最无畏的壮举。

金斯福德·史密斯总是和一个副驾驶员一起飞行，通常还有一个领航员和一个无线电技师，因此将他的成就和孤胆英雄查尔斯·林白相比，并不公平。不过，说林白从未穿越过和金斯福德·史密斯在太平洋上经历过的一样猛烈的风暴，倒是真的。但事实上，1927年之后，林白几乎没做出过值得注意的飞行。相反，金斯福德·史密斯一次又一次地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成了第一个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的人(这更加困难，因为有逆流)，第一个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又飞回澳大利亚的人，第一个从另一个方向横跨太平洋的人。他同样以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最快的飞行，及其他各种挑战，保持了很多纪录。

到了我们所说的“笑翠鸟”。在1929年3月，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悉尼出发飞往英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沿着金伯利海岸，他们撞上了糟糕的天气，毫无希望地迷了路(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用于指路的，他们只有一两张海图和从标准《泰晤士地图集》中撕下的澳大利亚地图)，在海岸的泥滩做了紧急迫降。他们几乎没有燃料，供给不足。有的差不多只是一暖瓶咖啡，一些白兰地，混在一起能弄出被叫作皇家咖啡的饮料。因此接下来的事情，略有些阴暗地，被称作皇家咖啡事件。

好在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人马周围，有大量新鲜的水源，某些不讨人喜欢却能勉强充当食物的资源(大多是泥螺)。可是，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坏了，无法告诉外部世界他们身处何处。等失踪的消息抵达悉尼时，两位金斯福德·史密斯的同僚——基思·安德森和鲍勃·希契科克决定开展一场营救。他们坐上“笑翠鸟”，从悉尼的马斯考特机场起飞，先飞到爱丽斯泉，最终从那儿起飞，去1929年4月12日早上史密斯飞机最后降落的地点。不久之后，就在让他们穿越塔纳米沙漠炎热的空旷时——在从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的途中，阿伦和我曾沿着它的边缘开过——引擎在爆响后熄掉，发生回火，不得不在沙漠上紧急迫降。走得太匆忙，他们没带上食物，只有三升水。不像金斯福德·史密斯，他们降落的地方给予不了任何帮助。

第三天他们就死了。这就是内陆多么难以想象的致命之处。我不是要多固执于此，不过他们也喝了自己的尿，几乎困在内陆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干。(这反而帮了倒忙，因为尿里的盐分使口渴更加剧烈。)

和安德森与希契科克悲惨死去差不多同一时刻，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朋友被其他人营救了。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看上去健康又放松，以至于有些人怀疑(某些报纸开始猜测)这全是一场宣传的噱头。整件事变得有点儿难堪。金斯福德·史密斯遭受了公开调查人格的羞辱(他最终免受指控)。这期间，整个国家屏息凝视地，等待着安德森和希契科克被活着找到的消息。哎，他们没有。四月底，一架搜查机发现了坠落的笑翠鸟及附近他们的尸体，几天之后，一支救援队找回残骸，将他们带回文明世界。希契科克的家人选择在珀斯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可安德森在悉尼进行了最庄严宏伟的国葬仪式。事前好几天，成百上千的人接连几小时地排队瞻仰棺木。葬礼那天，更多的人在街上站成排，目送出丧的队伍，或聚集于墓地。这是那时悉尼最大的葬礼，说不定也是历史上最大的。

今天，几乎不用说，安德森和希契科克完全被遗忘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同样，很长一段时间，笑翠鸟也是。它坐在沙漠上，生锈，无人注意，过了半个世纪才终于被收集，带往达尔文进行整修工作。大约十年前，它被放在爱丽斯泉航空博物馆的一幢特殊小楼中，在那儿，它似乎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金斯福德·史密斯重新开始飞行，创下了更多的纪录。1935年，在从英国往家飞的路上，他的飞机坠落在缅甸附近的大海中，也将他摧毁了。今天在澳大利亚他断断续续地被记起(悉尼的机场以他命名)，在其他地方却无人知晓。1998年，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创作出一本六百页，厚得能用来抵门的查尔斯·林白传记，自然涉及航空史早期的整个故事。关于金斯福德·史密斯，里面只字未提。

那个晚上阿伦和我在红色中心的露台上共进晚餐，我很详细地告诉了他那一天的许多有趣发现。我们坐在那儿享受温暖的夜晚，懒洋洋地将第二瓶西澳大利亚索味浓红葡萄酒喝得见底，就在这时，一只沙袋鼠跳上游泳池远端的围篱，毫不关心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开始啃种在那儿的灌木。这是许多个星期前，自从我坐印度-太平洋号横跨这个国家以来，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只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这是阿伦的第一次，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一点，或别的什么原因，他宣布，澳大利亚是个不错的地方。

“是吗？”我说，我感到高兴，不过又有点儿惊讶，因为除了沙漠之外他没瞧见什么。

他微微倾身靠近我，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它很宽敞。”

我看看他：“是的。”

“它是个非常宽敞的国家。”

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我们的第三瓶酒。

早上我开车送他，去爱丽斯泉漂亮的小型机场，因为都有点儿余醉未醒，我们在那儿喝了杯咖啡，安静地坐着。我一直送他到登机门，在那儿交换了匆忙昏庸的常见表情，表达了祝福和感谢。他消失在通道深处。我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过身走回汽车。在飞去西澳大利亚之前，还有一整天，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朝镇上的商业区出发，找了个银行取款机，买了份报纸，途中在小巷深处，路过一个空中学校[24]的招牌，冲动之下，我决定去瞧一瞧。

我没指望什么，不过这地方非常棒。爱丽斯泉提供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意外发现。空中学校在居民区街道上一栋无名的建筑里。它包括一个能在桌上和墙上展览孩子们作品的接待区，两个小工作室，一大间会议室，差不多就这点儿。尽管现在澳大利亚有十七所空中学校，但爱丽斯泉的空中学校是它们之中祖母级的，依然覆盖了最大最空旷的地区。那天是周六，因此没有正在进行的课程，不过有个非常友好的男人乐于领我参观，告诉我它如何运作。

学校的想法非常简单：为在牧牛场和其他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一些课堂体验——自1951年起便尽职尽责地开办起来。寂寞肯定是这里的关键词。虽然在下游区占地四十六万八千平方英里——差不多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爱丽斯泉的学校只有一百四十个孩子，分布在幼儿园到七年级之间。我奇妙地保留了一些生动而重要的记忆，自己八九岁时在学校看的一个电影，那些概念让我很触动，和老师距离上百英里，一切委托于自己的传声器和短波收音机，如果愿意，可以拿一盘饼干光屁股坐着，反正也没人能看见。比起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盛行的状况，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极大的提高。我一直记得广播学习的浪漫，因此，当发现广播部分在整个学校运作中非常小而次要时，我很失望。一直以来，空中学校的课程主要靠函授，听起来并不讨人喜欢。

就算如此，这地方有种很真实的魅力及友善的氛围。公告板上满是十一岁孩子的范文，描述在牧场的生活，通常他们的一天都怎么过。

“你想听一节课吗？”管理人员问我。

“非常。”我说。

他带我进了旁边的房间，放了一盘录音，是给五岁孩子一天的课。整盘磁带主要由一个意气洋洋的老师在说：“早上好，凯莉。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一会儿之后会有个微弱的噼啪声，像从非常遥远的银河传来，和一些听上去宛若人声，却过于模糊无法破解的声响。

“我说早上好，凯莉。你在那儿吗？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这次将有个暂停，然后毫无反应，只有让人辛酸的停滞间隔。接着：“呃，那让我们试试加文。早上好，加文。你在那儿吗？完毕。”

更多的噼啪，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尖细的声音回来：“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就像这样，有一些声音进来得响亮而清晰，其他只是渐进渐出，或被证明根本无法送达。我一边听，一边读一本带来的小册子，老实说，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只在广播上花半个小时(事实上，“最多每天半小时”)，加上来自他或她老师一周十分钟的家教——受关注的时间根本谈不上多。剩下的，他们会在家长或保姆的监督下，花五到六个小时学习。学生同样会使用电视、录像、个人电脑，可这些都毫无证据。你不愿接受却无法规避的结论是，在空中学校，永远都是1951年。

不过，真正的惊喜是，似乎有原住民孩子参与其中——当然在照片中没有显现。北领地人口中大约共有20%的原住民，但在内陆深处比例要高出很多。我出去时向那人询问过此事。

“哦，有一些。”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不过有几个。问题是，学生须由一个有能力的成人监督，你明白。”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他们需要一个认真可靠的成人，有语言和阅读的基本技巧。”

“原住民没有吗？”

他看上去不高兴，仿佛这是一条我们不该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没有，不总是有。”

“可如果你们不给这些孩子上课，因为家长帮不了他们，那么这些孩子，等他们变成家长，也不会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吗？”

“是，这是个问题。”

“那就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明白。”我说，可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之后继续往小镇走。我买了一份报纸，带着它去了托达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读了一两分钟，便发现自己在打量过路的人群。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亚白种人，也有原住民——没有很多，不过总在那儿，他们站在画面边缘，不引人注目，几乎总是沉默，事不关己。白种人从不看原住民。这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分开且平行的宇宙里。我感觉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时看见两群人。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

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1884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1999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

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据约翰·皮尔格[25]的调查结果，澳大利亚是唯一沙眼发生率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一种经常导致双目失明的细菌病害——而且几乎是原住民专有的疾病。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白种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凯恩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律师，他为原住民工作了许多年。和阿伦坐上飞往达尔文的飞机前，我设法和他在城里见面喝了杯咖啡。他是个沉着、随和，立刻让人喜爱的人，十分诚挚，正是它让他投入毕生的工作，为那些与社会脱离的人斗争，而不是待在堆满钱的私人事务所。他在凯恩斯有一家原住民产权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原住民在社会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的人权委员会，他是成员之一。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

“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你有孩子吗？”

“四个。”我说。

“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

“停。”我被玩笑伤得不轻。

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没人能帮助你。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

“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

“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

“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布鲁克斯说。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

“那些孩子之后呢？”

“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问。

“设法给他们话语权，”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

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太多了。”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

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现在开始。”

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的人拖着脚步走过。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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